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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业主曝光装修黑幕：维权不成反被威胁 装修新房，业主既高兴又担心，担心自己被装修公司“黑”、“宰”，跳进一个又一个的陷阱，造成经济损失。近日，小编接到了市民王女士的报料。超支50%，还遭威胁王女士说，去年12月底，她在下沙的房子交付，因为预算有限，她用6万元找了一家价格较低的装修公司，最终追悔莫及。她说，这次装修简直可以用“步步惊心"来形容，“到处都是陷阱。”1.5万元的衣柜，装修公司要收2000元回扣。合同中标注的1880元“高档”衣柜板材，最终使用的却是价值仅1200元的普通板材。装修合同中刻意隐瞒了主材，以低价吸引业主签约，然后在施工过程中层层添加主材，6万元的工程最终花了9万元才完成，超支50%。工程被装修公司层层转包，她成了“唐僧肉”。最后，她甚至还受到了这家装修公司的威胁，对方表示，如果不付清余款，就要“找方法对付你们”。（王女士房子的施工现场）“家装游击队”问题多业内资深人士表示，王女士遭遇不愉快的装修体验，主要还是贪图便宜，找了家小装修公司。这种“家装游击队”大多无资质、无执照，虽然报价非常优惠，但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经营管理跟不上，材料缩水严重，以次充好，出问题后难以追究责任，完全没有后期保障。不规范的装修公司往往利用低价吸引顾客，后期在材料上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反正消费者不懂行，就算看到材料也根本察觉不出来。他说，选择正规渠道、正规厂家非常有必要，质量必然是与价格挂钩的，品牌公司为了保证品牌价值，即使赔钱，也会做到工程合格。五大装修黑幕1、马路装修队不可轻易信：施工队为了招揽业务，在预算时将价格压得低于常理，用低价诱惑业主签订合同，在进场施工后，又以各种名目增加费用。2、便宜套餐为诱饵，骗你没商量：利用业主对装修材料和价格不了解的弱点，在预算报价单上只是简单罗列套餐材料，但不列出具体的型号规格。业主后期发现质量不好让他们更换时，他们肯定会以成本高为由提出加价，业主不得不支付高额费用。3、偷工减料，故意降低工艺标准：上下水改造、防水防漏工程、强电弱电改造、空调管道等工程做得如何，短期内很难看出来，也无法深究，不少施工人员常在这些地方做文章。有些公司规定内墙要刷3遍墙漆，但施工队员只刷1遍，表面上看不出任何区别，但时间一长，毛病就会暴露出来。4、拆分项目，装修费用增加60%：把一个项目拆成几个项目，单价下来了，总价却上去了。例如，把铺地面砖项目拆成基层处理和铺地面砖两个项目，这样一来，单价很低，看似便宜，但等最后决算时，价格却高得惊人。有些装修公司在做预算时，往往将一些项目有意改为不常规的算法，使单价看上去很低。5、虚增工程量和损耗：有些装修公司善于利用业主不懂行的弱点，任意增加施工面积量，本应以平方米为单位的工程在报价单中却以米为单位出现，从而增加了施工费用。如果你发现了，他们会以“预算员计算失误”为由应付你。 -
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 新华网北京７月１１日电 题：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公安部指挥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 人民日报记者黄庆畅、新华社记者邹伟 黑龙江庆安、江西南昌、山东潍坊、河南郑州、湖南长沙、湖北武汉……一系列热点事件的现场，为何屡屡出现律师挑头闹事、众多“访民”举牌滋事？一系列敏感案件的庭外，为何屡屡出现主审法官、主管官员被诋毁攻击、人肉搜索？一系列案事件被炒热的背后，为何总有一批人兴风作浪，总有一只恶意操纵之手若隐若现？ 在公安部的部署指挥下，经北京、天津、黑龙江、山东、福建等多地公安机关缜密侦查，日前，备受关注的翟岩民、吴淦等人涉嫌严重犯罪案件又有最新进展——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进一步供述和更多的案件线索指向，公安部部署指挥北京等地公安机关集中行动，摧毁一个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自２０１２年７月以来先后组织策划炒作４０余起敏感案事件、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至此，一个由“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分工精细的涉嫌犯罪团伙浮出水面，其以“维权”“正义”“公益”为名、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实、企图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种种黑幕也随之揭开。 组织严密形成体系 勾连滋事分工精细 今年５月，黑龙江发生“庆安事件”。民警依规合法开枪，为何被炒成“枪杀访民”？ 犯罪嫌疑人翟岩民、吴淦、刘星给出了答案：这都是他们“维权圈”里的人干的。他们的供述展现出庆安事件迅速发酵成一起全国性舆论事件的脉络——“维权”律师挑头起事、推手策划组织、“访民”围观滋事。 “这些‘维权’律师是‘圈’里的核心，也是最先冲出来的人。律师谢某某第一个提出要炒作庆安事件。”翟岩民供述。 事件一发生，“维权”律师就在微信里建立了“庆安事件维权群”，并发布“徐纯合是访民”“警察开枪是领导指使”的“内幕”。“警察枪杀访民”的谣言在网上迅速扩散。谢某某等６名律师在庆安火车站打横幅，并与徐纯合的母亲签订代理书。看到媒体报道当地领导去慰问开枪民警，律师唐某某提议对该领导进行人肉搜索，发现问题后继续炒作、给政府施压。 重要推手、网民“超级低俗屠夫”吴淦紧随出场，“悬赏１０万元征集庆安事件的现场视频”。翟岩民介绍，吴淦在炒作热点敏感事件方面很敢干，在“圈”里“名气非常大”。“访民”刘星给翟岩民打电话问要不要组织人去“声援”。翟岩民给吴淦打电话，吴淦说暂时还不需要，要让律师先把事件炒热了，才需要大批“访民”去炒作和“声援”。 短短数日内，庆安事件越炒越热。翟岩民组织协调各地“访民”，分５批次前往庆安“声援”。参与“声援”的山东“访民”李某某证实，自己在庆安火车站举牌，还领到了６００元的“酬劳”。她和其他“访民”被当地公安机关治安拘留，拘留期满回京后，翟岩民专门设宴为“庆安的勇士们”庆功。 “从我２０１３年进入这个圈子，只要国内发生一些敏感事件，他们就按这种固定的模式和流程进行炒作。”翟岩民说，“维权”律师经常在微信群里发某个敏感事件的视频或照片，以及一些极具煽动性的看法。如果事件没有炒起来，“维权”律师就会直接到现场去。这时，就会有一些人组织“访民”，打着追求事实真相的幌子去现场“声援”，以此引起社会关注和热议。 犯罪嫌疑人所称的“维权圈”究竟是怎样的？警方查明，“维权圈”大体分为三个层级：组织核心层，包括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行政助理刘四新、律师黄力群等人；策划行动层，包括律师王宇、王全璋和推手吴淦、翟岩民、包龙军等人；跟风参与层，包括刘星、李某某等“访民”。 办案民警介绍，除了“维权”律师、推手、“访民”，“维权圈”里还有其他角色——专人负责拍摄现场情况，第一时间发到微信里；专人进行整理，发到境外网站。随后，一些网络大Ｖ进行评论、转发，从而给当地政府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声援”活动的资金从何而来？翟岩民、刘星等人供述：每次有声援活动的时候，他们会在网上募捐，有时也会得到境外资助。各地的访民谁想去声援，都能得到一些报酬和补助。“有些活动，律师群体也会给我们一些钱，我会把钱分给去参加声援活动的人，自己留下一部分。”翟岩民说。 这么大的群体，如何联系并保持行动一致？警方查明，他们一方面定期组织聚会、聚餐，交流“经验心得”，商讨行动计划；另一方面，通过微信、ＱＱ群和“电报”等即时通讯工具沟通联络，进行煽动策划、开展业务培训。类似的群有很多，有的以热点事件命名，有的以行动目标命名，有的以共同利益命名。 “‘电报’主要用于组织串联，里面的言论基本都是攻击党和政府的。”翟岩民供述，“我们在里面策划、组织各种声援活动，可以设定时间删除图片和文字，就是不想让政府知道。” 人称“老道”、曾被公安机关多次处罚的“访民”刘星交代了通过“电报”等方式与翟岩民联系的情况，并承认翟岩民给他介绍了很多律师朋友。刘星还交代，在翟岩民的策划下，他组织“访民”到案件现场，通过静坐、喊口号、举标语、打横幅等方式，先后参与炒作湖南律师谢阳状告司法行政机关等近１０起敏感案事件。 “在我们‘维权圈’里，把访民都称为公民，因为说访民不好听。”翟岩民交代，圈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对现实不满、对政府不满，经常借助一些事件发泄、滋事，并宣扬“以被拘留为荣”。 借助“热点”炒作煽动 网上网下兴风作浪 警方查明，在多起敏感案事件中“冲锋在前”的“超级低俗屠夫”吴淦，是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主任周世锋专门聘任的行政助理。他虽然不是律师，但在所里“地位”特殊，月薪过万还有专门的“活动经费”，深受周世锋的倚重，直接参与该所的重要决策。 “吴淦曾经发起声援山东曲阜薛某某案件、黑龙江建三江事件和郑州十人被拘事件。吴淦毫无法律背景，周世锋就是为了利用吴淦的名气提高锋锐所的名气和影响力，同时也获得更多的案源和财源。”翟岩民认为，周世锋看中的，正是吴淦什么事情都敢干，并且点子多，行为足够吸引眼球。 据介绍，把普通事件炒作成热点事件，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和网民跟进，煽动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是锋锐所一贯推崇的做法。 “周世锋在代理案件时，除了看代理费的高低之外，主要看有没有炒作点。”犯罪嫌疑人、锋锐所律师黄力群供述，“周世锋自称律师界的宋江，专门招收一些不遵守法律准则的‘死磕’律师，用违法的手段炒作代理的案件。他主动把这些人拉拢起来，给他们资助，让他们觉得有强大的后盾。” 办案民警介绍，遇有敏感案事件，这些“死磕”律师在庭内、网上公开对抗法庭，并幕后指使挑头滋事骨干组织访民在庭外、网下声援滋事，内外呼应，相互借力，成为炒作敏感案事件的直接推动力。 犯罪嫌疑人王宇就是锋锐所众多所谓“死磕”律师之一。据了解，王宇不仅被质疑律师执业履历造假和“吃空饷”，还曾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在天津与铁路工作人员发生纠纷，将１８岁的张某某打伤致其耳聋，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出狱后，她热衷于插手炒作敏感案事件。例如，在代理苏州范木根案件中，她在网上发帖故意歪曲案情，使得很多人盲从跟进。开庭时，法院前就聚集了数百人“声援”、围观；庭审中，王宇大闹法庭，直至被当场带离，然后在庭外跟“访民”互动，一起打横幅、喊口号，引来更多人围观、制造影响。 “锋锐律师事务所的许多律师和工作人员的风格就像吴淦。刘四新是刑满释放人员，没有律师证，对我国现行体制非常痛恨；王宇多次大闹法庭和看守所；王全璋连整句话都说不清楚，表达能力很差，但什么案子都敢接。”翟岩民供述。 对于锋锐所律师代理炒作案件的做法，多名犯罪嫌疑人将其描述为“新、奇、特”： ——新，就是要有新思路，让律师不要像以往那样按照法律程序走。“在公安机关听警察的，在法庭听法官的，他们说什么是什么、不敢反抗，那样是不行的。要强势一些，不要听他们的，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周世锋曾这样告诉翟岩民。 ——奇，就是能请到一些像吴淦这样的“奇人”。发挥这种人“敢冲敢打”的“特长”，做出一些常人做不出的事。比如，吴淦曾经把一女干部头像贴在裸体模特模型上，在网上直播“每日一睡”；也曾在法院门口给某高院领导“设灵堂”。 ——特，就是用一些特别的方式，例如，在网上网下声援炒作围观他们代理的案件；举报、投诉主审法官、办案民警和当地官员，号召网民对他们人肉搜索，给他们施压；组织案件当事人、亲友以及不相干的人围攻政法机关，以此向政法机关施压，达到在正常法律制度内无法达到的代理效果。 “锋锐律师事务所代理、炒作过多起敏感案件。”黄力群说。周世锋经常教唆律师在代理案件中故意挑事，这些律师回北京时，周世锋还会安排人员拿着鲜花去接站，并公然表扬这些律师干得好。 各怀鬼胎扬名获利 制造混乱另有所图 那么，这些“维权”律师、推手和“访民”在一次次“维权”炒作中能获取什么好处？他们这样做是否还有更深层的目的？ 黄力群、翟岩民、吴淦、刘星等人供述，他们的目的就是扬名获利、制造社会混乱。这种炒作模式之下，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有利可图—— 对于律师而言，本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介入后使得事件、案件的关注度更高，造成的社会影响更大，律师也会因此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如果能代理还能挣代理费。 对于律所里的非律师人员，例如吴淦，“在炒作敏感事件中，既提高了名气，扩大了影响力，而且在每次募捐中借机敛财，落下了不少钱。”又如，负责向境外网站发“声援”新闻的人员，“他们发完东西署自己的名字，那些网站的人会找到他们，给他们钱。” 对于“访民”而言，尽管与这些敏感事件没有关系，但他们参与其中，首先能够借机让自身诉求得到律师的援助；其次，能够引起自己家乡政府的关注，对于解决自身诉求有利；同时，还能得到一些经济方面的利益，除了差旅费实报实销之外，还能得到数百元的补助，如果被拘留还有“拘留补贴”。 对于翟岩民这样的推手而言，每参与一起敏感案事件，能领到少则数百元、多则数千元的“补贴”，在“圈”内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我感觉很好，因为我没有收入，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得到别人特别是访民的尊重。” 对于锋锐律所而言，炒作是扬名获利的“捷径”。经过一系列热点案事件的炒作，锋锐所名声大振、财源广进。正如周世锋所言，用法律框架内的方法很难打赢一些官司，就是要用法律之外的手段赢得官司，让其他人都看到锋锐所在这方面的本事。 连日来，黄力群、翟岩民、吴淦、刘星等人对自己的涉嫌严重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认识到了所谓“维权”活动对社会的严重危害—— “我被周世锋给骗了，他利用了我曾经在国家机关工作过的身份，为他自己抬高身价、招揽生意。我成了他的招牌和工具。”黄力群供述，周世锋不但怂恿他提前退休，而且几次设套，不告知案情却让他去代理敏感案件，并安排记者采访他，“把我当成枪使”。 “我们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造成了交通堵塞等严重的社会混乱；错误引导了很多不明真相的群众，让他们对政府产生不好的印象，甚至也要参与进来；给其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炒作的机会，达到他们丑化政府形象以及更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翟岩民说。 “我觉得对于律师而言，要利用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绝不能像锋锐所那样，用一些卑劣、下流、非正常的手段，严重破坏了法治建设，与公平正义背道而驰。”翟岩民说，“不管你有什么诉求，都要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真的不能再去炒作一些敏感事件，不能去宣扬一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必须烘托出社会的正能量。” 目前，周世锋、刘四新、黄力群、王宇、王全璋、包龙军等多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另据警方披露，周世锋等人涉嫌其他严重违法犯罪。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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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红公司承认虚假宣传 职能部门将调查取证-批评曝光 《大漠红枸杞汁 涉嫌虚假宣传》后续 大漠红公司承认虚假宣传 羊城晚报讯 记者马灿报道：本报18日A6版“食刻出击”以《大漠红枸杞汁涉嫌虚假宣传》为题，报道了青海大漠红枸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漠红公司”)对产品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引起该公司和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天，大漠红公司主动采取行动，撤掉了所有宣传资料。 公司进行全面整改 “这篇报道非常客观公正，指出的现象均属实。感谢羊城晚报的舆论监督，使我们公司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全面整改。”18日，青海大漠红枸杞有限公司向本报发来专函。 大漠红公司在专函中称，关于羊城晚报报道中提及的违规和涉嫌虚假宣传的终端物品和资料，公司第一时间核查发现，“确实存在个别药店为了提升销量，违规使用未经公司审核的宣传话术和物品资料，目前该批宣传资料已经全部下架”。同时，公司也第一时间致电各经销商、渠道，再次强调规范产品推销用语。日后公司将加强监督管理，严格遵守广告法和工商部门的规定，以便给广大消费者更好的服务。 “非常感谢贵报对公司的监督，针对新闻中提及的问题，公司及时进行全面整改。”大漠红公司有关负责人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据悉，本报的报道，引起大漠红公司内部的极大震动。报道出街当天，该公司召开了管理层大会，对照新闻报道中的问题，进行逐条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整改意见。 昨日，记者再次前往金康药房进行暗访，发现之前所宣称的枸杞汁药效功能的资料和广告牌，全部被撤换成企业宣传和产品介绍的资料。暗访中，销售人员的用语也不再强调“补肾壮阳”的功能，仅推介枸杞汁为“国内首款零添加非浓缩还原的大漠红100%枸杞汁，产品不含任何防腐剂和食品食物添加剂（海峡食品安全网提示：食品食物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色、香、味等品质,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合物质或者天然物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枸杞子的营养”。 职能部门将调查取证 羊城晚报的报道，也引起了广东省食药局的高度重视。该局有关负责人称，根据新闻报道和材料初步判断，青海大漠红枸杞有限公司在推广大漠红枸杞汁产品，以及金康药店在销售大漠红枸杞汁产品时，所提出的“补肾、改善性功能”等内容，涉嫌普通食品宣传疗效、虚假宣传。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在广告中对食品质量作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规定给予处罚。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继续加强日常监督管理，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自律守法、诚信经营。”省食食药局有关负责人指出，根据《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规定，普通食品的广告不得含有虚假、夸大的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事实上，普通食品也不具备治疗疾病的功能，消费者不要盲目相信生产商、销售商的虚假宣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合适的产品。 马灿<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