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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店如何证件认证？ 为保证交易安全，证件认证通过才可开通直接到账及操作手动提现。 一、证件认证操作若您已经完成实名认证，请您打开微店卖家版软件进行操作。 1、操作流程打开微店店长版软件，点击店铺头像——店长资料——证件认证，上传资料等待审核，审核时间（4个工作日） 2、需要的资料需要您提供身份证正面照片、身份证反面照片、手持身份证照片 二、如何查看审核结果微店店长版软件，点击店铺头像—>店长资料—>证件认证，可查看审核结果。如果未通过页面会提示不通过原因，可点击重新认证提交资料。 三、常见证件认证不通过原因 1、证件照片不清晰或不完整拍照时建议：①手持身份证需要能看清面部和身份证上的文字内容，建议您拍照的时候，手持身份镜头方向推，焦点放在身份证上；②手指勿遮挡身份证的内容。2、非身份证照片拍照时建议：①需要提供证件原件拍照照片，如提供复印件，请加盖公章；②不支持提供扫描件。四、示例图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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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卖骑手何处去？破解零工经济困局的三条出路 停止你小小的良心发现吧，多等几分钟，少点几次外卖，并不能改变零工经济的荒谬机制。只有当我们真正站在外卖骑手的受压迫位置上，意识到我们与他们的共同命运，肩并肩去推动全体权益的实质性进步，我们才能建立起更理想的劳动环境，为我们自己与下一代人带来真正的改变。《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引起了广泛讨论。文章揭示出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在算法中剥削外卖骑手，规避为骑手提供劳动保障的责任等问题，因而招致许多用户消费者的批评。在文章引起舆论风暴的24h内，两家平台就先后做出了自己的回应。饿了么的主要举措是在App付款页面添加“我愿意多等5/10分钟”的按钮，并放宽骑手订单超时所需要承担责任的标准。美团则提出将在每一单给骑手多留出8分钟的弹性时间。尽管仍然有一部分舆论继续指责平台的举措是将矛盾的焦点转移到了消费者和骑手之间，但大部分讨论转入更为狭隘的范围，寄希望于涉事平台自身的有限改良，甚至落入消费者个体化操作的范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些讨论是建立在不否认平台零工经济的合理性这一基础之上的。在这种讨论闭环当中，零工经济本身结构性的弊病被轻易放过。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在主要数字资本平台的推动下，将领薪劳动者转变为不稳定无产阶级的零工经济模式已经不分国界地在整个人类社会铺展开来。可以预见，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行动干预，零工经济将取代传统的雇佣劳动成为主流的用工模型，越来越多人（包括大部分白领）的工作状态也将接近外卖骑手，在劳动权益严重受损的同时却陷入法律意义上无权可维的境地。因而，解决零工经济带来的矛盾，实在是一个关乎全体劳动者未来福祉的国际性问题。近年来许多地方的政治机构、社会组织以及行动者都在探索破解困境的方案，从思路上大致可以划分为约束平台、改造平台和建立替代性平台三种。了解这些进展对于我们认识到平台零工经济的破坏性以及解决本土相关问题度会大有裨益。 约束平台：强制性劳动法规的出台无论是国内的美团、饿了么，还是国外的Deliveroo、UberEats，这些外卖平台压制人力成本的主要办法是不承认骑手与其存在正式的劳动雇佣关系，而倾向于将骑手认定为自雇者或平台上使用服务的用户合作方，从而逃避既存的劳动法体系给平台带来的各种“约束”。以美团外卖为例，平台上的骑手可以分为自营骑手、代理商骑手、众包骑手和劳务派遣骑手四类。其中只有自营骑手直接与美团平台签订劳动合同，是美团平台旗下公司的正式员工。而通过分包的方式，代理商骑手劳动保障的责任被推给地方上与平台合作的代理商，不过在具体操作中地方代理商同样可以不与外卖员签订劳动合同，而是签订劳务合同，因而平台骑手仍然很难认定劳动雇佣关系。尽管美团并未公布自营骑手所占所有骑手数量的比例，但这一比例很可能非常低。而早在2017年就有报道显示美团在广州、深圳、上海等城市连年进行自营骑手的大规模裁员，并用代理取代自营模式。据此可以推断直营骑手的比例应该是连年下降的。要知道，各国的劳动法是工人阶级两百年来在残酷的劳资斗争中所争取的成果不断以成文法形式确定下来的产物。当劳动法被零工经济架空、成为一纸空文时，劳动者自然也成为躺在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了。这标志着工业革命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雇佣劳动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大部分政府对此采取了暧昧态度，因为在利润率长期萎靡的经济停滞和下行阶段，灵活用工可以在短期内提高就业率，尽管这些工作的质量对于劳动者来说可能大打折扣。实际上鼓励企业用工灵活化，比如大量雇佣临时工、实行劳务派遣以及将工作外包和分包，在1970年代以来一直是许多政府进行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从这一点来说，数字资本平台只是运用互联网和计算机技术对这种“倒退”进行了包装，并且更高效和彻底地推卸了责任。到目前为止，尽管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英国）的法院在个别判例中将一些平台零工归类为雇佣劳动者，但还没有其他地区的法院能够像美国加州最高法院那样，通过一项专门的强制性法案来全面性地约束零工经济平台。需要强调这种改变是在当地Uber和Lyft工人组织的多次行动要求下推动的。这一法案（AB5）从2020年初开始生效，包含一项测试来确定工人到底应该被归类为“雇员”还是“独立承包商”（“自雇者”）。根据这项ABC测试，只有用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工人才能被视为独立承包商，否则皆为雇员：1、无论是根据合同还是实际上的工作表现，工人不受到雇用实体的控制和指导；2、工人从事的工作超出了用工单位的正常业务范围；3、工人通常从事了独自建立的贸易，职业或业务，且与雇用实体的工作性质相同。按照这一测试的标准，Uber、Lyft将不得不将平台司机和骑手视为雇员，因而必须遵守最低工资标准，并按地方法律给予加班费、医疗保险和带薪休假。并保证工人的集体行动权和团结权。然而想要垄断巨头认输并不容易。Uber和Lyft最初威胁如果严格执行这一法案，他们将退出加州市场，从而使得数百万加州平台司机失业，并试图一边通过微调现有的程序让劳动者看起来更像“独立承包商”，以此规避法律。但当他们发现这些手段都不起作用、法院仍然在8月裁定平台违法时，几家平台公司联手投入了多达1.1亿美元致力于在11月推动加州第22号提案的投票通过，以将平台零工重新分类为独立承包商。Uber的CEO达拉·科斯罗萨西Uber的CEO达拉·科斯罗萨西（Dara Khosrowshahi）随后在公开文章中为零工经济辩护。他称AB5法案会极大地影响平台司机的灵活性，其实他们大多数并不想成为全职的雇员。然而事实是，由于时薪通常低于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许多平台司机不得不进行着全职工作。对于这些劳动者而言，在平台算法和监控技术的控制下根本无灵活性可言。而在一些统计数据中将平台劳动作为主要工作的劳动者比例高达72%。此外，一些平台零工采用多个平台接受工作指派，因而全部工作时长可能远远超过单个全职的传统工作时长。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即便存在来自国家权力的强力约束，对零工劳动者的保障仍然充满了阻碍。数字资本平台利用自己市场垄断性的优势胁迫法院，甚至绑架劳动者来为自己的利益做辩护。当然，AB5法案将直接有益于那些将平台劳动当作全职来做的工人，但由于无法改变平台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利益分配方式，平台无疑倾向于想办法把成本转嫁给劳动者和消费者。这里并不是反对强制性劳动法规的出台以对劳动权益进行兜底，而是指出这一解决思路也存在的风险。可以预见的是，由于平台劳工成为雇员，平台将进一步加强对劳工的管理，比如可能规定最低的工作时长，这将可能使得一些过去倾向于短期兼职的工人失去机会。平台也可能大幅减少工人的数量，通过增加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长来弥补自己的“损失”。另一方面，消费者可能面临涨价；由于司机的减少，使用平台的便利程度可能下降。因而，尽管平台会非常不乐意见到AB5这类法案的推行，但如果不得不接受，他们也有自己的方式来化解。此外，还很难预见类似的法案是否能在更大的范围获得采纳。如果各地方的平台零工无法形成集体的诉求，地方权力机关可能缺乏足够的动力来推行保障劳动者的法案。 改造平台：算法民主化与社会团结今天的数字平台实际上是联结生产企业、劳动者和用户消费者等多方的中介。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的发展，互联互通的平台技术使得资本逐渐打通行业上下游以及不同行业和领域的边界，资本越来越具有总体性。数字平台也越来越具有集成性，借助中介地位可以演化出介入到各行各业乃至企业和个体的管理权力，从而扮演一个中央枢纽的角色。这就产生了互联网去中心化的口号与高度中心化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而在这一过程中，最初算法只是为这种作为中介的联结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的工具，却演变为强制性的、不可违背的命令。是算法本身具有专制倾向吗？答案显然为否。而是平台资本在扩张的过程中，越来越具有垄断性。当算法完全代表资本的意志对中介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自上而下的指挥，却缺乏民主和开放的形成机制时，算法就成为资本专制主义的代理人。因而可以预见，放任现有数字平台对算法的发展，我们所有人最终都将如外卖骑手那般生活在资本塑造的数字极权之下。而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当我们的数据隐私被平台任意地收集和使用，我们已经和外卖骑手受到监控的遭遇没有本质区别。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将算法民主化，这要求打破传统公司制度的边界，做到开放治理。一种路径是由来已久的自由软件运动。这意味着平台将应用程序的技术算法上传到数字公地（例如github）当中，供所有人继续开发和免费使用。原有的应用程序将在志愿者的贡献中发展出许多版本分叉，用于适应不同地方的特殊性。而采用其中任何一个版本拷贝的人们都不会遭到知识产权诉讼。实际上，我们日常使用的大部分应用程序的许多基础算法，都是由网络志愿者无偿贡献出来的——尽管这一点在程序开发界几乎是一个常识，却很少被消费者知道。另一种路径是在核心算法制定的过程中建立利益相关方的多方协商机制。这意味着完善的自组织。以外卖平台为例，社会力量应该团结起来督促平台建立起一个算法民主协商委员会，至少包括平台股东／管理层代表、技术开发者代表、外卖骑手代表、用户消费者代表以及外卖商家代表。而这些代表都应该从所代表集体的自组织中产生出来，并定期轮换。而在一些地方，骑手自组织已经逐渐成形。尽管在实践中还缺乏成功的案例，但这一开放民主治理的灵感来自于区块链社区的自治实验、德国和北欧广泛存在的劳资共决企业制度、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协商机制、消费者道德运动以及参与式社会主义的主张。因而并不是没有可以借鉴的资源。此外，考虑到算法影响的不仅仅是外卖骑手，而是与平台发生关系的每一个集体和个体，因而形成更广泛的社会团结尤为重要。当舆论将矛头纷纷指向饿了么和美团等外卖平台时，我们看到他们只是将责任推卸给消费者，承诺对算法进行的改动，也并没有保证外卖员待遇实质性的提高。而同样作为劳动者、以996而闻名的程序员需要为修改算法而熬夜加班，并且不会有加班费。也许应该意识到，996和外卖骑手违章逆行是两个相互促成的事实。作为社畜的白领与外卖员分享着类似的命运，共同在加速中丧命。算法民主化的另一个有力依据在于，随着数据和算法的累积，越来越多工作（包括许多白领工作）可以被人工智能的自动化取代，比如会计师、程序员甚至包括新闻行业的记者和编辑——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将算法民主化，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这样的报道。工作自动化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如果缺乏对新的价值贡献和分配机制和自动化工作伦理的讨论，工作自动化就会造成大规模失业以及人类自主性的丧失。最终，广泛的社会团结应该使劳动者和用户消费者都能够参与到平台的决策和管理中，在重大问题上有决定权。考虑到这次围绕外卖骑手权益的社会讨论对平台算法的改变起到了实际推动作用，可以把这次改变视为算法民主化雏形的一个实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学学者、记者媒体、用户消费者乃至半官方的地方消费者协会站在了一起。只是，我们如何把这种转瞬即逝的舆论推动转变为长久的稳定机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替代性平台：社区食堂与平台合作主义大部分数字平台最初都是以“共享经济”的面目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但随着规模的扩大，平台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往往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并且有许多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我们也许都忘了，网约车平台最初诞生时，只是为人们提供友好互助的便利——孤独司机寻找聊天同伴，顺便赚点外快；错过公共交通或着急赶路的乘客搭顺风车（还记得“顺风车”这个词的本意吗？）。短租民宿平台（如Airbnb）一开始则是为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本地土著接待的环境，但现在完全成为了商业化房屋短租工具，租客很可能见不到主人，而主人是以食租谋生的二房东。最初的情感联结和社区联系消失了，人们之间重新变得陌生。外卖平台同样使食客和餐馆经营者的生活很不相同了。便捷的外卖可以让白领员工一直呆在工位上，即使是午休时间也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屏幕处理信息。当然，这种现象首先是由于工作量超负荷，但外卖的确使不间断的工作成为可能。不需要踩饭点的外卖也助长了饮食不规律，因而可能对健康不利。在这种关系当中，食客与餐馆经营者也不再相识，彼此成为了屏幕上的文字和代码。也许在一些社区主义者看来，外卖未必是必要的。实际上，一些较大规模的企业和单位往往拥有自己的食堂，这的确使得外卖变得多余。一些单位也倾向于把健康的食堂饭菜作为一种员工福利。但也存在另一种思路。今天在一些社区中仍然遗留着集体所有的食堂，尽管大部分时候这些食堂主要是向高龄退休的老人提供服务的，但一些留有余力的食堂也被鼓励向社会开放，例如临近的一些白领就可以在这里品尝到物美价廉的饭菜。当然这样的例子非常有限。但是否存在着筹办社区食堂并借此激活社区自治的可能呢？在筹办食堂中创造出来的新岗位，也可以吸纳以往的外卖骑手，并为他们提供更有保障和安全的工作。而在印度孟买，有着130多年历史的传统外卖系统“达巴瓦拉”（Dabbawala）根本不依靠算法，而是通过外卖员在共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简单编码系统来保证配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这套编码系统仅仅是由颜色、字母、数字和其它简单符号组成的，因而非常简单实用。这让达巴瓦拉在有80%的外卖员是文盲或半文盲的情况下，可以做到99.99966%的服务正确率。更重要的是，这个系统采用了合作社形式来运作，每个外卖员都是平等的股东，共享合作社盈余，并享受儿童奖学金等福利。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由于交通封锁，许多来自农村的外卖员无法来到城市工作，因而缺乏生活来源。达巴瓦拉发挥了救济保障的功能，为外卖员们提供物质援助。“达巴瓦拉”外卖员但是，采用数字平台技术并非没有任何好处，也未必意味着剥削外卖骑手。在疫情期间，一些外卖数字平台借助手机可以做到无接触配送，因而受到的冲击比达巴瓦拉要小。那么，有没有能同时结合平台技术与合作社的优势的工作模式呢？一股平台合作主义的潮流在2014年应运而生，并在世界各地铺展开来。这些行动者主张，借鉴现有平台技术以及业务框架，创建由劳动者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平台合作社。本质上这是一种去中介化的实践，因而可视为根本性的颠覆。实际上，在资本平台兴盛的几乎所有领域，都已经有相应的替代平台合作社。例如地方性的出租车平台合作社出现在首尔、香港、特拉维夫、丹佛、费城、奥斯丁、蒙特利尔等多座大城市以替代Uber，这些城市的平台合作社完全由出租车司机自己运营和管理。欧洲则出现了Fairbnb合作社以替代Airbnb。相比Airbnb可能推高当地房价、瓦解社区以及逼迫本地企业破产的破坏性影响，Faribnb由于出租屋主人、客人、社区企业以及邻居的共同所有和集体治理，以及将盈利继续投入促进本地社区的发展，可以有效的避免负面影响。Fairbnb网站在外卖领域，这意味着外卖骑手将成为外卖平台的所有者，进行集体治理。例如在欧洲，已经出现了替代UberEats和Deliveroo的方案。例如在法国一个名为Coop Cycle的倡议行动开发了一款免费的开源外卖应用程序，以供各个城市的骑手根据本地需求对应用进行再开发，并创建自己的自行车外卖平台合作社。西班牙的LaPájara已经运行了两年多，相比资本平台的产品，这家平台合作社在骑手、商家以及消费者之间允许更为宽松的协商，并且互相之间不设置以评分为基础的排名算法。定价是通过骑手与商家之间的定期协商来完成的，消费者将了解自己的配送花费。LaPájara还非常关注工资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因而对女性骑手将支付比男性骑手多5%的配送费。Coop Cycle 网页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今年的加拿大。在蒙特利尔一款新的外卖应用程序Radish问世，同样采用平台合作社形式。但Radish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餐馆和消费者也纳入到所有者的行列，因而可以共同在年底参与盈利的分红。而在多伦多，一名不满于资本平台高昂佣金的餐馆老板与临近餐馆共同发起了Pizzeria Du。这家合作社目前打算雇佣外卖员并提供给他们保险。在中国，尽管还没有出现外卖平台合作社的实践，但不同于饿了么、美团的平台逻辑也有过短暂的实践。“回家吃饭”曾是一款鼓励社区邻里之间利用家庭厨房提供食品互助的应用程序。由于配送距离较短，许多配送是由主厨者完成的，订餐者也可以选择上门自取或“堂食”（去领居家吃饭）。但是，平台也将一部分订单外包给专门的外卖配送公司，而在激烈的外卖市场竞争中，这些配送公司能否避免对外卖骑手的剥削，其实同样令人担忧。由于缺乏对家庭厨房进行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平台最终无法继续。尽管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是却展现出社区家庭厨房的潜力——许多退休的老人愿意借助机会分享美食，顺便赚取一些外快。如果在这些老人的支持下筹办社区食堂，则不仅便利了食品安全监管，因而使得平台技术可以继续利用，也可以创造出高质量的工作岗位，并为人们建立起真正的“附近”。当然，平台合作社的主要挑战在于，它必须与大资本集团进行竞争。而在资本已经占据市场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宣传等手段让更多人接纳自己的服务，这并不容易。而对于中国这样在现阶段尚缺乏合作社精神和经验的社会来说，普及平台合作社的理念并促使更多人投入到实践中，可以是我们着手去做的事。尾声 由此三种实践路径我们看到，相比数字平台假惺惺地添设几个起不到多大实效的界面按钮，现实中已经存在真诚得多的探索。但是，为什么这些真实的案例在我们的讨论中竟然完全被遮蔽了？我们如何突破环境所编织出的信息茧房，去打开社会的更多可能性？时间是非常紧迫的。“平均每两天都有一个外卖骑手牺牲在送外卖的路上。”一位外卖员在这场舆论风暴后的自拍视频中提醒我们。他同时说道：“我们不需要廉价的同情。”所以，停止你小小的良心发现吧，多等几分钟，少点几次外卖，并不能改变零工经济的荒谬机制。只有当我们真正站在外卖骑手的受压迫位置上，意识到我们与他们的共同命运，肩并肩去推动全体权益的实质性进步，我们才能建立起更理想的劳动环境，为我们自己与下一代人带来真正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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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现任领导班子，两名80后创国内先河 庄天慧，1964年10月生于四川彭州，1987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现西南大学），2018年6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吴德，1967年生于四川南江，2002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本硕博），2020年2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张强，1966年4月出生于重庆彭水，1985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2017年2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王斌，1973年生于四川广安，200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本硕、博），2016年2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代文，1962年生于四川广安，1994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本硕博），2010年2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登才，1970年1月生于重庆石柱，1995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本硕博连读），2019年4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朱占元，1974年9月生于四川开江，2006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博），2019年4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李明洲，1980年生于四川雅安，2008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本硕博连读），2020年2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卢艳丽，1982年生于四川乐山，2010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本硕博连读），2020年6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杨锦秀，出生于重庆垫江，1999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本硕），2016年3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丁林，1973年1月生于四川苍溪，2008年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硕士），2016年3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常委；江英飒，1966年1月出生于重庆，1987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2018年12月任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