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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第一面粉“五得利”因添加致癌物硼砂被查 继面粉增白剂之后，能增加爽滑口感的添加剂“硼砂”也浮出水面。财新记者了解到，在全国同类产品销量第一的“五得利”品牌面粉，为众多拉面，鲜切面和油条等产品生产商所广泛使用。由于被发现涉嫌添加致癌物硼砂，近日工商部门查封了问题产品，其位于河北邯郸深州和保定雄县的工厂也被勒令停工。 硼砂的英文名为borax，化学式为Na2[B4O5(OH)4]?8H2O，是一种无色半透明晶体或白色结晶粉末，加入食品中可以有防腐、增加弹性和膨胀的作用。但硼砂能致癌，对人体危害极大。有医生透露，连续摄取硼砂会在体内蓄积，妨害消化道的酶的作用，引起食欲减退、消化不良，成人服用超过1-3克剂量即会中毒，其急性中毒症状为呕吐、腹泻、红斑、循系统障碍、休克，死亡，成人摄入15克即可致死，婴儿致死量为2-3克。 政府早在多年前已明令禁止将其作为食物用途，但因能增加爽滑口感、防腐且价格便宜，在一些小作坊中制作的面粉、肉类中添加硼砂仍屡禁不止，此前沙琪玛、腐竹添加硼砂都曾被媒体曝光。 但与这些小作坊不同，五得利面粉可谓一位行业领跑者。根据五得利面粉集团官网资料，五得利是全国面粉行业唯一一家入选中国制造业500强榜单的企业，经过国家统计局行业企业信息发布中心监测，其市场占有率达到9.36%，2011年度全国市场同类产品销量第一名，销售额达到121亿元。 据五得利官网称，该企业始建于1989年，目前在全国六省建有11个子公司，分别位于河北大名、深州、赵县、雄县，山东东明、禹城，河南新乡、周口，陕西咸阳，江苏宿迁、兴化，日处理小麦2万吨，加工规模为世界第一。此外“五得利”还有3个在建的新公司，设计产能1.1万吨，原有公司扩大产能0.9万吨，全部项目投产后预期达到日处理小麦4万吨的产能。 业内担心“五得利”成为第二个“三鹿”。“五得利面粉劲道爽滑，特别适合做拉面，全国做拉面的面粉都喜欢用他的，做低档油条的面粉也喜欢用他的”，一位面粉加工企业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别的企业没添加，他们添加了就卖的特别好、价格也高”。 财新记者了解，河北省邯郸市已要求下属工商部门对问题产品重点排查，对非法添加硼砂的同厂家、同品牌、同规格、同批次的“五得利”面粉全面进行拉网式清查，一经发现立即要求食品经营者停止销售、下架封存。 此外，河北省当地工商部门表示将对所有面粉及其制品经营户的主体资格严格审查，查看营业执照是否有效，凡无照经营的立即取缔。对所有上架销售的面粉，工商部门表示都要了解进货渠道，查看进货发票、台账、生产商厂名厂址、合格证、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质量等级、产品标准号、是否含有添加剂等内容，对来源不清、渠道不明、标签不规范、涉嫌不合格的面粉，全部下架，停止销售，并追溯问题面粉的源头和流向。 不过，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工商局一名工作人员则告诉财新记者，五得利面粉企业由于不满查处结果，已申请复检，明天将知悉复检报告结果。目前河北省工商局、质监局已允许其恢复生产。 -
福建一杀人嫌犯在逃１５年终被擒 新华网福州１０月１９日电（记者胡苏）记者从福建泉州边防支队惠安崇武边防派出所获悉，福建霞浦一起故意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欧水潮，负案在逃１５年之后，终在惠安崇武落入法网。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６日１８时许，因琐事纠纷，犯罪嫌疑人欧水潮伙同他人携带斧头、马刀等凶器冲到福建霞浦县北壁乡下岐村将当事人韩风利杀死。该案手段残忍、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今年１０月初，崇武边防派出所民警在走访中获悉，暂住于惠安县崇武镇海门村的“林小刘”可能是被通缉的杀人逃犯。经过辨认、核实，民警确认“林小刘”为一起故意杀人案的主要作案人欧水潮。１０月１１日上午，边防民警在欧水潮暂住地设伏，并成功将处于睡梦中的欧水潮抓获。经审讯，隐姓埋名达１５年之久的欧水潮对其伙同他人故意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欧水潮已被移交福建霞浦刑警大队，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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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闻喜尾矿库非法启用溃坝致村庄一片汪洋 内容摘要: 记者试图查找青山选矿厂尾矿库准确的闭库时间，但在运城市、闻喜县两级安监局，记者均没有得到答案。在“尾矿库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由运城市安监、国土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开赴闻喜县。中国日报网消息：20多天过去了，段淑英的双腿与肚子还在隐隐作痛，难以下地，而她心头的恐慌更是久久难以散去。2月28日凌晨1时许，从天而降的洪水将酣睡中的山西运城闻喜县石门乡上横榆村村民从梦中惊醒。被上横榆村村民视为“炸弹”的中鑫矿业青山选矿厂尾矿库，终于在正月十五元宵节“引爆”――山上的选矿厂因非法启用已闭库的尾矿库，导致溢洪明渠堵塞，引发决口，村庄瞬间一片汪洋。洪水下来的时候，段淑英全家浑然不知，直到二儿子接了一个电话后的一声大喊“坝塌了，快跑”，全家人才慌不择路向外冲去。与许多村民一样，段淑英来不及穿好衣服，仅穿了短裤就与一家人跳到冰水中逃向山上。“刚出家门，水就到了胸口，当时就一个念头‘逃命’!”回想当时的情景，段淑英心有余悸。事故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恐慌气氛却在上横榆村四处弥漫。3月23日，记者专程前往山西闻喜采访调查“尾矿库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处理进展。“流于形式”的闭库?3月23日，在中鑫矿业青山选矿厂尾矿库现场，记者发现，多台铲车正在库区紧张作业，靠近坝体的一侧，黑褐色的尾矿砂已被新鲜的土方掩埋，坝上一排排幼小的树苗随风摆动着。在尾矿库排污口附近，一面上书“尾矿库闭库警示牌”的石碑挺立前方，落款处的日期为2009年9月20日。按照《山西省尾矿库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方案》相关规定，对于已经实施闭库的尾矿库，各级政府应落实安全管理单位，并严禁为其提供电力。青山选矿厂尾矿库闭库后为何会“死而复活”?在闻喜县供电公司，记者见到了由闻喜县安监局出具的3份公函。最早的一份是2008年12月12日的恢复供电通知，理由是“按闭库处理的原青山选矿厂的尾矿库需调试尾矿脱水机”;2009年9月25日该局去函通知断电，理由是“发现青山选矿厂启用关闭的尾矿库”;10月22日，该局再次去函通知供电公司为青山选矿厂“恢复检修设备整改用电”，还特别注明“根据县政府有关领导的安排”。3月23日，记者到闻喜县安监局查阅了“闻喜县领导干部尾矿库安全巡查表”。在仅有的一份关于青山选矿厂尾矿库的巡查表中，记者发现记录有“私自启用关闭的尾矿库造成重大安全隐患”等存在问题，及“立即停止供电”等巡查意见，表格下方签有正、副县长等巡查人员名字，时间为2009年9月24日，正好是第二份公函发出的前一天。既然发现存在问题并采取了断电，为何会在10月22日重新进行了供电?上述公函中提到的“有关领导”又是谁?针对上述问题，闻喜县安监局张局长以“调查组没有结论之前不便表态”为由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记者随后致电闻喜县李尧林县长与运城市张建喜副市长，希望了解“尾矿库事件”的相关细节，但二人均表示“目前调查组正在调查，无可奉告”。在上横榆村，杨有发感到更蹊跷的是，原来一直用东西遮挡的“尾矿库闭库警示牌”在正月才“揭起了盖头”。他惊奇的发现，警示牌上的具体责任单位竟是“青山村民委员会”。作为村主任，杨有发第一次知道村委会“被责任”，但他记得，石碑去年4月份就已立好了。根据山西省政府的有关要求，尾矿库闭库后要抓好“疏水、削坡、建渠、覆土、植树、立碑”6项措施，加强闭库期间和闭库后的安全监管，确保下游居民安全。问题恰恰出在了闭库后的“水”与“渠”上。记者试图查找青山选矿厂尾矿库准确的闭库时间，但在运城市、闻喜县两级安监局，记者均没有得到答案。令记者不解的是，山西省制订了众多针对尾矿库的管理制度，如“领导干部巡查尾矿库安全工作制度”等，加之国土、安监、供电等部门的监管，并明确了闭库后的监管单位与责任人，是什么引发了此次“尾矿库事件”?“人留库走”还是“库留人走”虽然据媒体报道，当日事故发生后闻喜县各级领导行动迅速、悉数到场，并采取了“立即关闭青山选矿厂、对违法生产监管不力的石门乡党委书记、乡长予以免职”等措施，但上横榆村的村民却对“闻喜县果断处置一起违法生产行为”的新闻报道并不认同。据村民介绍，事故发生后，有村民第一时间将电话打到了省里，然后县里才接到通知赶往现场。对于记者提出“因何不按程序先报县里”的疑问，该村民表示，“反映过多次，没有引起重视”。今年83岁的张秀英在事故中受了风寒，卧床不起。她告诉记者：“2008年的时候就发过一次水，没这次大，选矿厂的头头下来看了看裂缝的屋子，说声‘没事’就再没来过。”“如果果断处置还能发生今天的事故?”张秀英的儿媳妇语气有些不快。2006年10月，青山选矿厂与村委会签订了10年的租地协议，每年向村里支付4.6万元，用于学校取暖等公共事业开支。2008年7月，因拖欠土地款等问题，该村曾与选矿厂爆发大规模冲突，该村6人被拘。头顶的尾矿库在村民眼里就是绑在身上的“炸弹”，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上横榆村曾先后数次向有关部门呼吁取缔尾矿库或对村子实施搬迁，均未果，“人库共存”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事发。村主任杨有发说，他一直坚持的观点是要么“库留人走”，要么“人留库走”。他说，去年5月26日自己曾给石门乡上报了一份“安全报告”，主要强调了“矿渣堆积如山，安全隐患严重，威胁全村3个居民组335口人的生命安全”等，后来乡里派了一个副乡长与他一起去厂里处理，但选矿厂的负责人对他们的“造访”不怎么客气，没有提供解决方案。村民段淑英告诉记者：“大家都知道把选矿厂撵走不可能。所以村民一直是想搬出去，但村里原来意见不一，住在低洼处的坚决要求搬迁，而住在坡上的村民想要钱(向企业索要赔偿款)。后来真正意见一致时，又不给迁了，说是搬迁成本太高。”2009年5月，山西公布了《山西省尾矿库安全生产规定(草案)》，在国内首次提出尾矿库安全距离，要求其下游3公里之内无大型水源地、国家和省重点保护名胜古迹、重要设施和居民区。在这次事故的新闻报道中，一个反映尾矿库与村庄距离的“1.5公里”的数据再次受到村民质疑。“尾矿库距离我们村最多不超过500米，怎么会有1.5公里，你可以去量。”村主任杨有发非常肯定。按照山西省相关规定，上横榆村早应列入搬迁计划，可为什么相距尾矿库不过500米的村庄却没能搬迁?记者在有关部门同样没有得到回应。此次事故中家庭财产受损最严重的段淑英告诉记者：“都说了好几年了，一直没有行动。”2月28日上午，闻喜县县长李尧林在离开事故现场时，被村民挡住了去路，村民提了一个要求：“我们要搬走!”但李县长并没有对此明确表态。“事故”还是“险情”?在“尾矿库事件”发生的第二天，由运城市安监、国土等部门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开赴闻喜县。即便已成立了事故调查组，但在采访期间，运城市安监局、闻喜县政府等多名工作人员仍反复向记者强调是“险情”，而非“事故”。就在此前的采访中，闻喜县宣传部相关人员曾表示，此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仅给群众财产造成一些损失，引起群众恐慌，是一次“未遂事故”。在本文截稿时，事故调查组还没有对外公布调查结果。上横榆村25户受损农民也还在与驻村乡干部理论，希望得到合理的赔偿。来源：中国经济网 编辑：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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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扬州政府偷偷卖地致新建小区面临拆迁 还没住几年的新房(来源：中央电视台） 土地使用权证(来源：中央电视台）广西新闻网4月5日报道 据央视报道，就个人住房来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样的说法形象说明了个人财产不容公权力任意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六十六条明确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在江苏扬州，有这样两个小区，业主们买了房好好住着没几年，却突然被告诉说房子马上就要拆了，手中的土地使用权证即将成为废纸一张。这好好的房子，怎么说拆就要拆？土地使用权证怎么说没就没了？陌生人突然来访今年72岁的熊锡梅家住江苏省扬州市渡江西苑小区。平时，女儿女婿上班，外孙上学，她就独自在家里做做家务，日子过得宁静、平和。今年三月初的一天上午，几位陌生人突然来访，让老人受到不小的惊吓。来者说要量房子，开始评估了。熊锡梅说，他们没有手续，没有证件，没有出通知，孩子们也没有向她交代过这件事，假如是坏人怎么办？害怕得很。所以当时就没有让他们进屋。当天上午，这些人也敲开了二楼李秀兰家的房门。他们声称要对房屋进行评估，因为小区马上就要拆迁了。李秀兰感到很吃惊。渡江西苑建成于2002年，共有两栋商品住宅楼，使用时间满打满算还不到8年。40多户业主入住时间大部分只有5、6年，时间最短的还不到三年。听说要拆迁，他们一开始根本不相信。一墙之隔的福运苑小区30多户业主也接到了拆迁通知。这个小区建成于2003年，使用时间更短。一些住户刚刚装修完，还没来得及入住。一位业主说，装修花了二十万左右，房子质量相当好，拆了不是白白浪费吗？土地使用权被二次出让据业主们介绍，这两个小区的规划、土地等各项手续一应俱全，好端端的房子怎能说拆就拆呢？为了弄清缘由，业主们开始四处打听。业主们在扬州土地市场网上看到了这样一则信息：今年2月11日，序号为590号的地块以每亩250万元的价格挂牌出让给一家房地产公司，该地块总面积达900多亩，范围涵盖渡江西苑、福运苑两个小区。也就是说，早在20多天前，这两个小区70多户业主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被扬州市政府卖了出去。这则信息让业主们非常震惊。业主们告诉记者，各家各户都有土地使用证，有业主拿出土地使用证给记者看。土地使用证上注明土地使用性质是出让，使用期是七十年，有政府的章。业主问：“土地出让以后，能不能第二次出让？第二次出让侵犯不侵犯业主的权利？”“这样做，公民的财产怎么得到保护？”出让，不可能让家家户户都知道？为了解情况，记者来到扬州市国土资源局，采访了土地利用处处长卞广骥。卞处长说，这次出让的地块位于新老城区结合地带，为了提高城市的品位，扬州市政府决定以挂牌出让的方式，引进开发商对该地块进行旧城改造。卞处长说，对于这次出让，他们早在去年年底就在国土局网站、江苏土地市场网发布拍买公告。记者了解到，扬州市国土资源局在网上发布的公告其实是土地招商公告。对于这些只发布在专业网站上的招商公告，除了关注当地土地市场行情的开发商，作为普通公众的业主会有多少人关注、能有多少人知情呢？卞处长解释说，“不可能每家每户都能够知道，这个也不可能做到”，“我们在网站发布公告，应该就是已经对社会的公告了”。“这种做法，不止一个地方政府在做”看来，土地使用权被挂牌出让，自己却不知情，业主们只能责怪自己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就算他们全都知情，国土资源局能否据此就将已经卖给业主的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再卖上一次呢？从法律上讲，拍买应该先要收回土地使用权。对于收回土地使用权的程序，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颁布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有明确规定：因旧城改造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应由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土地使用权人给予补偿，在补偿之后才能收回土地使用权。记者调查发现，此前，没有任何人与业主商量补偿的事情，没有贴公告，也没开听证会。就这样，扬州市国土资源局没有按照规定给予业主们补偿的情况下，就收回业主们土地使用权，拿到市场上进行重新挂牌出让。这种做法不仅不合情理，也违反了国家的法律制度。对此，卞处长是这样解释的：“土地招拍挂确实有这种做法，据我了解还不止是一个地方在做。从政府应该来讲呢，以社会效益为主。”对于这次土地使用权的违法出让，卞处长认为这是土地招、拍、挂工作中的通行做法，是着眼于社会效益。那么，这个社会效益指的是什么呢？据卞处长介绍，渡江西苑这个地块将用来建普通商品房。拆除几年前刚刚建成的普通商品房，重建的仍然普通商品房。对此，业主们感到十分不解，认为这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据了解，这次出让的900多亩土地位于扬州市正在开发的古运河风光带南岸，在当地是难得的黄金地段，商业潜力巨大。按照新的规划，土地出让后，开发商将主要进行商品房、商铺等商业项目的开发。扬州市政府因此获得了20多亿元的土地出让金，而渡江西苑、福运苑两个小区的业主大都是工薪阶层，为了买这里的房子，有的花光了两代人的积蓄，有的至今没有还清银行的贷款。他们本以为可以安居乐业，没想到事与愿违。他们说，“我们经不起折腾了”。 “我们经不起折腾了”。这种无奈，听着让人心酸、让人感慨。个人财产不容侵犯，这是宪法、物权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在地方却被无情践踏。土地还没收回居然就敢拍卖，这和拿着别人的东西卖钱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政府确实要为公共利益而提前收回土地，也应本着“先补偿，后收回”的程序，依法办事。再者，老百姓辛辛苦苦攒钱买房，第一次购房，地方政府已经从房子下面的土地转让中赚了钱；没几年，房子被拆掉还是建商品住房，而房子下的土地二次转让，政府又赚了钱。可老百姓却来回被折腾，利益被侵害。节目中那些百姓的要求既合法又合理，无非就是“安居乐业，不要折腾。”可政府在做关系这么多人利益的决策时却如此轻松随意。更让人不安的是，这种事情在全国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并非个案。这怎么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本文来源：广西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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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乡蒜价猛涨 种蒜人却不挣钱 大蒜主产地没定价权 山东金乡，一个提到大蒜就不能不提的地方。从去年的蒜价猛涨，到今年的蒜乡蒜商重金圈地，大蒜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为什么蒜价再涨，蒜农也赚不了大钱？为什么仅仅是一种调味品，大蒜却引来"炒"声一片？中国的大蒜产量占世界的七成多，为什么却难掌大蒜的定价权？明知深加工附加值高，为什么蒜商和企业却"沉浸"在小打小闹中不能自拔？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金乡乃至中国大蒜产业的发展。 蒜价涨10倍，蒜农为什么还发不了财？就这几亩地，规模效益难实现 大蒜之乡金乡并不是繁华的大都市，豪车在这里却并不少见，都是托大蒜的福，不少人走上了发家致富的路子。但是，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不是靠种大蒜，而是靠卖大蒜发家的。 金乡县羊山村的蒜农陶大婶说得很实在，“种蒜的永远发不了财。”2009年那么高的蒜价，陶大婶一家五口种一亩多蒜才挣了1000多元，只够买一家人一年三分之一的粮食。 大蒜还在地里，鱼台县罗屯乡孙楼村的梅大娘就和老伴出去给别人剥蒜挣钱，剥一斤蒜能挣3毛。今年她家种了9亩蒜，以目前4000元/吨的高价计算，9亩蒜产9吨，收入3.6万，但扣除每亩1500元的成本，纯挣只有2.25万，这个数字离发财的距离还很遥远，但付出的劳动却很艰辛。 “不单是蒜农，很多中国的农民都在产业链的最低端，获取的价值最少。农民的劣势在于无法形成规模化效益，即使大蒜每斤卖10元，农民手里还是那些数量的蒜。”山东一品集团执行总裁曹梦辉认为。 那蒜农为什么不能大规模种植、机械化运作呢？“土地数量是一定的，只能从提高单产和劳动效率上下功夫。但大蒜产业对人工的依赖非常大。从种植开始，一瓣一瓣种上，蒜瓣必须一头朝上、一头朝下，到一根一根地拔蒜薹，再到一头一头地刨蒜，剪蒜胡、蒜杆，晾晒等，都很难实现机械化，这就决定了劳动效率很难有大的提高。目前的单产也上不去。一家一户的散户，想实现规模效益，谈何容易。”金乡县农业局局长史为满感慨。 非必需品，大蒜却为何“炒”声一片？市场供需变化所致 虽然不是生活必需品，大蒜却享受到了殊荣，“蒜价疯涨”、“游资炒作”等字眼，山西煤老板、温州炒房团等全国惹眼的群体，都和大蒜挂上了钩。但是，蒜农对这些并不领情。 “不要对我说炒蒜，我很反感这个词。”在记者面前，金乡县金一村书记周雪峰毫不客气地说。作为蒜乡的村支书，周雪峰替蒜农、 蒜商打抱不平：“蒜价波动是市场供需的正常反映，无需大惊小怪。蒜价降的时候，由于国家没有收储，蒜农、蒜商只能自认倒霉。好不容易遇到个好行情，‘暴涨’、‘暴富’的评论就来了，我们暴赔的时候谁管了？这不公平。” 曹梦辉也表示，所谓炒蒜，实际上是舆论在炒，而不是商业机构或者个人通过散布虚假消息、哄抬价格、囤积居奇等投机手段来炒。“当然，除了供需关系，其他影响因素也很多，比如说对市场的信心因素，但这些也不是‘炒’，只是心理预期。”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大蒜市场确实存在炒作的行为。该人士认为，大蒜市场的资金大部分都掌控在散户手中，一旦有资金介入，很容易撬动市场。因为散户很难对整个市场有宏观把握，容易形成盲从心理，集体买进或卖出，从而造成大蒜价格的大起大落。“当然，大蒜价格主要是受供需变化的影响。2006年蒜价高，2007年全国的种植面积激增300万亩，2008年蒜价又马上大跌。” 中山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则柯更表示，即使有人为炒作大蒜的做法，又有什么错？股票市场的大进大出都理直气壮，商品市场的购入售出为什么要受到责难？ 大蒜主产地，为什么没有定价权？产品附加值低，蒜商信息不畅 2010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世界三大矿山巨头的强硬态度让人印象深刻，只因为他们兜里揣着世界上大部分铁矿石。但怀揣世界七成多大蒜的中国，却对大蒜没有定价权，这让周雪峰耿耿于怀。 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2007年中国大蒜的种植面积是1260万亩，占全世界的78%左右。2009年，中国大蒜出口150万吨，占全世界大蒜出口量的75%左右。 “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每年在金乡交易的大蒜高达260万吨，占全国的四分之一，通过金乡出口的大蒜更占中国大蒜出口量的70%。 但中国和金乡都没有定价权。同样质量的大蒜，价格却比美国的大蒜低不少。“价格高的时候，我们的出口价是5元/斤，但在美国市场的售价却高达每斤24元人民币，利润大部分都被国际客商赚走了。”周雪峰说。 曹梦辉也说：“大蒜经过出口商，转到国外的进口商手里，进口商在本国经过批发、零售环节，进到市场，每个环节的利润基本都是20%。”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三个：首先，大蒜只是低附加值产品，与铁矿石不同，它不是垄断性质的、不可再生的资源。 “与我们相邻的印度、泰国、越南等国，劳动力成本也很低，如果我们价格很高，进口商就会转向这些国家。”曹梦辉说。 其次，中国大蒜的出口遇到了不少贸易壁垒。“比如巴西对中国大蒜征收反倾销税，每吨480美元的从量税和36%的从价税，如果我们出口价格再高，就无法与其他大蒜出口国竞争了。”曹梦辉说。 再次，农业部专家徐柏园在分析金乡大蒜购销队伍时指出，目前，金乡农民的购销组织，很多只是赚取一点手续费。很多农民本身，对现代营销知识、国际贸易规则、国内外市场调研，特别是国际市场的价位等，都知之甚少。 大蒜深加工，为什么在国内是短板？技术、资本、市场开发等都欠缺 不可否认的是，深加工产品的附加值要远高于初级产品。“大蒜在加工出口环节的毛利率通常为10%，但深加工的毛利率在30%—45%左右。”曹梦辉说。 中国是世界大蒜主产地、主要出口地，但出口的产品却以低级产品为主，大蒜深加工一直是短板。 曹梦辉说，中国出口的保鲜类大蒜有150万吨、腌渍类2万吨，这两类都是初级加工，脱水类15万吨、顶多只能算中度加工。700多家出口企业，只有三四家从事深加工产品出口。 康宝莱的一瓶强力大蒜素(120片)，售价188元，但大蒜素的提取在国内只有个别企业能完成。“400吨大蒜能提取一吨大蒜素，国内每年只生产50吨大蒜素，消耗2万吨大蒜而已，深加工没有规模，也是大蒜价格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谁都知道深加工赚钱，但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在鱼台县农业局农业产业化办公室主任薛保华办公室的墙上，贴着该县20个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企业的名单，其中四家企业是做大蒜的。 四企业中，目前鱼台县鸿远蒜粉厂因环保技术不达标停产了。另一家做出口的因前几年行情不好改做编织袋了，剩下的两家只是做收储冷藏的。 金乡县商务局副书记周兆胜表示，金乡正与国家有关部委合作，争取在大蒜科技上有所突破。 “做深加工，不是一句话的事，涉及到技术研发、资本投入、市场开发等各个环节。”曹梦辉说，“虽然发展深加工很难，但从长远看是大势所趋，这需要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进一步发掘。中国大蒜主要是鲜食，较为单一，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深加工产品才能打开市场。简单来说，以前拌凉菜要先买蒜后捣蒜，以后直接就能买蒜泥，这意味着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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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东佳集团光鲜报表难掩尴尬真相 3月底的山东淄博，春寒料峭，从市中心南行40余公里，几经拐弯和上下坡后，沿着一条并不宽敞的水泥路继续上山，一家坐落在博山区半山腰上被陈旧和清冷包围的暗灰色工厂大院映入眼帘。无论大门成堆停放的摩托车，还是院内正冒白烟的高耸烟囱，这都是一家山东老工业基地随处可见的普遍工厂。然而，它还是一家冲刺中小板未果的企业，一家受淄博市政府看重并年年补贴的民营公司。若不是3月22日其IPO遭到证监会否决，不会有更多人知道这家父子经营并号称国内钛白粉龙头企业的名字——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佳集团）。与“其貌不扬”的外表比，如果仅从报表上的数据看东佳集团的业绩堪称光鲜。产量、销量连续六年位居国内钛白粉行业首位，2009年净利润更是同比增长2.2倍。但利润增长背后，却是一份由期间费用缩减、政府补贴和投资衍生品增利所组成的业绩拼图。作为典型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东佳集团的环保问题一直备受诟病，而作为家族企业，内部管理上的混乱和对工人的苛刻也一再遭到内部员工投诉与讨伐。投资者不禁要问，这样一家主业利润并不突出、内部管理混乱、敢冒投资衍生品风险，而且存在环保阴影的企业，为什么敢堂而皇之去叩资本市场的大门？中介机构将此类公司推向中小板，究竟是明知故犯的合谋，还是愚不可及的渎职？父子公司 国企面孔古旧的进厂大门，老式的办公楼，低矮破损的生产车间和空旷的办公区，东佳集团处处透着一股老国企般陈旧、保守气息。虽然办公楼一楼大厅设置了前台，但并没有前台服务人员，而在办公楼前的广场上，也仅停放了两辆像为公司人员公用的普遍轿车。门卫告诉《投资者报》记者，公司员工多半骑自行车和摩托车上下班。这家看上去像极了老国企工厂的公司却并非国有，而是由孙家财2002年创建并与其儿子孙鹏共同经营的民营公司，主营业务是钛白粉的生产和销售，配套生产硫酸。孙家财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目前孙家财、孙鹏父子共持有公司49.4%的股份，分别担任董事长和总经理。东佳集团之所以像国企，是有着一个与国企的深层渊源。山东东佳的前身淄博东佳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12月，但其生产钛白粉的原始资产来源于淄博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淄博钴业”）。2003年11月，淄博钴业控股股东博山区公有资产经营公司将淄博钴业拥有的锐钛型钛白粉生产线及配套硫磺制酸装置的全部资产转让给山东东佳。这部分资产账面价值为4745万元，评估值为3942万元，收购价格为3942万元。正是此次收购，使东佳集团拥有独立的钛白粉生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并自此开始从事钛白粉业务。而东佳集团与国企和地方政府之间自此也有了一种微妙关联。2006年，山东东佳又以1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淄博钴业持有的金虹钛白58.5%的股权。目前公司的钛白粉工厂也都是继承了此前淄博钴业的衣钵，因此显得陈旧不堪，难与公司2002年的成立时间相对应。当地出租车司机更是对前往采访的《投资者报》记者表示，“东佳集团发家靠的是国有资产，其实是国企企业的私有化”。当地人谈及东佳集团时，也很容易混淆淄博钴业与东佳集团两个概念，多半认为其成立于1956年而非2002年，他们说的时间其实是淄博钴业的成立时间。淄博市政府对东佳集团的支持力度，也不同于一般民企。2009年，公司收到地方政府补助1715万元，2007年和2008年也分别收到补助687万元和1611.5万元，三年补贴多达4013.5万元，而且是在公司准备上市前逐年提高，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净利2倍 业绩拼图根据招股书，尽管东佳集团2009年实现净利润7788万元，同比增加5335万元，但公司销售额却同比下滑了15.2%，销售毛利也只增加1363万元。那公司其他净利来自哪里？《投资者报》研究发现，公司净利润增长第一块拼板来自公司2009年期间费用缩减3557万元，成为盈利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业绩另一块拼板是淄博市政府给的1715万元补贴，占净利润22%；第三块拼板是公司衍生品交易转回增利2594万元。显然这三块拼起来的业绩并非主业增长所致，不具备可持续性，尤其是投资衍生品，那是制造类企业的大忌，为什么公司还以此计作利润呢？为什么2009年大幅减少费用，在哪些方面缩减了费用呢？带着这些疑问，《投资者报》3月30日采访了公司接待人士刘先生，对方表示“最近是敏感期，公司有规定，不愿接受媒体采访，不想多谈”，但他同时对《投资者报》强调，公司这些年非常重视技术研发，“钛白粉行业是个技术活，我们为了提高技术称得上是不遗余力，不惜血本。”记者虽然发现在离办公楼约 100米处，的确有一所挂着“东佳集团技术中心”牌匾的四层小楼，但是里面办公的人并不多。公司的披露似乎证实了上述人士的观点：“2008年管理费用大幅增长到6114万元的重要原因是技术研发费用增加了1304万元”，但这不免让人想到，2009年公司管理费用较上年减少1204万元正是削减技术研发费用所致，此举不仅从长期影响公司技术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而且在上市前夕“动用”研发费用也让人怀疑公司通过控制研发费用支出额来操控盈利。另外，来自地方政府的补贴无疑也让公司的账面盈利变得好看，过去连续三年的补贴呈现逐年增加趋势，公司上市招股书披露的正是这三年的业绩状况，而研发投入方面，当地政府2009年也是存在明显的双重补助。《投资者报》就此采访东佳集团另一名内部员工，得到的是意味深长的回答：“政府和公司本来就是一个鼻孔出气，关键时刻帮一把太正常了”。事实上，淄博市上市公司不多，东佳集团若成功上市，不仅会给地方财政带来利益，也能为当地政府政绩添彩。1715万的政府补助形成的净利润，若上市成功，保守按照30倍发行市盈率估计，公司的市值就会凭空增加5亿多元。而对于公司一笔委托建设银行淄博分行进行的债务调期交易直接变成2009年收益，上述内部人士表示，不能就此断定东佳集团是不务正业玩衍生品的公司，因为2007年和2008年金融市场疯狂，许多企业都涉入衍生品投资。公司在这次拟上市时也承诺不再从事金融衍生品投资，可这似乎有自欺欺人之嫌。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钛白粉行业复苏明显，国内消费量比2008年增长了近30%，但东佳集团2009年销售额却同比下降15.2%，公司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也由2008年的10.2%缩减至9.3%，公司招股书没有分析该原因，但《投资者报》从公司供应商和经销商处获悉，业绩逆势下滑与一个大客户的停产有关。这名大客户就是东佳的重要合作伙伴阿尔诺维根斯晨鸣特种纸有限公司。该公司从东佳集团买入大量钛白粉，但由于中外两方股东失和，2009以来公司被迫停产至今，这无疑对东佳销售业绩带来较大影响。然而，东佳集团招股书对此并未进行信息披露，只称根据协议，该公司将购买山东东佳一定数量的钛白粉。东佳集团称上市募集的4.54亿元资金将全部用于4万吨/年造纸专用金红石型钛白粉项目，而事实上，阿尔诺维根斯晨鸣特种纸公司的长期停产，将使得东佳拟募集资金项目的投资前景不明。管理混乱 苛扣工人作为一家父子经营但刻着国企烙印的家族企业，东佳集团既沾有国企的散漫作风，又带有明显的家族式管理弱点，缺少现代企业应有的活力与气质。车间工人一直对公司管理制度和待遇不满。甚至有员工认为，公司在招股书中声称2009年大笔节省的管理费用，其中一部分就是通过缩减员工工资并克扣员工福利所得。而就在公司紧锣密鼓筹划上市之时，一场讨伐东佳集团工资待遇的风波也正在上演。一位不愿署名的老工人如此表述：“进厂10年，工人待遇不但没涨，反而比以前更少。日班和夜班费分别为1元和1.2元，结合物价来说还不够买包方便面。”据了解，淄博钴业早在1988年定的标准就是日班费和夜班费分别为1元和1.2元，一直到20多年后的2010年还是这个价。公司工人表示，作为化工单位应该有保健费，以前也有，但公司几年前已经取消，而工人的房屋公积金买房不能用，被公司另作他用。一名一直从淄博钴业干到现在的东佳集团的老工人回忆，公司发展分三个阶段，从钴厂开始好起来到1995年时，厂里季度奖、半年奖、年终奖都有，1992年淄博市全市在职职工人均年收入5000元左右，但钴业人均有6000多元，过年过节还会分一些鸡蛋等。从1995年7、8月份到1997年年底公司换了厂长之后给工人上调了4级工资，鸡蛋继续分。但自从孙家财1997年年底领导公司后一切都变了。“公司先取消了每月5斤鸡蛋的福利，并于2003年4月不再给工人交养老保险。2006年1月取消工龄补贴。之后规定， 5年以上才有工龄补贴且1年1元，20年以上工龄每年3元，30年以上5元。”而山东耐火材料厂工龄一律一年5元，从2010年1月开始每年8元，而该企业效益远不如东佳集团。这名工人还表示，国家劳动法明文规定实行双休日，也就说每个星期工作5天40小时，但他们却自2003年4月份取消了双休日，“从2003年4月算到2009年4月，共计6年有312天双休日，按一天3薪算，光这一项公司就应该给我们每人平均发3万元以上。”据称，当时在公选淄博十大经济人物时，有公司管理者对员工表示，如果不发短信支持孙总，一旦查出来就扣工资，结果每人发两条。环保达标存疑公司此次IPO被否的原因，业界也有人认为，除了公司业绩有拼凑嫌疑外，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环保问题。《投资者报》就此采访东佳集团上述刘先生，刘表示目前还不清楚原因，证监会晚些时候会发一个函件到公司，说明被否原因。钛白粉一向被认为“高污染、高耗能”双高产业。过去很多年，钛白企业暴露出低水平重复建设、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痼疾让国家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深感头疼。或许正是对环保考虑，东佳此次在招股说明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其在环保方面的投入和改善。上述刘先生也表示，公司为环保投入了很大精力和财力。招股说明书说，2007年至2009年3年间，东佳集团用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分别为6133万元、3952万元和3821万元。而东佳集团证券事务代表赵文瑞此前表示，以现在情况看，东佳集团的环保已有很大改观，环保水平在国内同行业里面属于最前沿。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在近年来的节能减排中，东佳集团还被当地官方树为一个典型。而《投资者报》记者日前也在公司办公楼里看到相关荣誉证书。尽管如此，外界仍认为，由于与国家日益严苛的环保标准相悖，钛白粉行业的高污染或是东佳此次过会被否的最大根源。另一个事实是，尽管签订协议近5年，但杜邦钛白粉项目真正落地仍无确定时日，而一再拖延的重要原因便是官方和民众对污染的担忧。 东佳集团到底有无环保达标呢？事实上，中国钛白企业无法可依，虽然欧洲早在1978年2月就已经制定了《钛白粉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但我国至今还未制定相关排放标准，这让众多钛白粉企业感到无法可依。面对政府三令五申的“节能减排、绿色环保”要求，众多钛白企业感到无从下手，这或许也是东佳集团等钛白企业的集休无奈。不过，一些已上市钛白企业的表现也不会让东佳集团看到曙光。目前国内主要的钛白粉行业上市公司为安纳达、ST钛白和攀渝钛业。ST钛白上市次年就出现2.68亿元巨亏，被ST，而另外两家业绩也不甚理想。(本文来源：投资者报 作者：赖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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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兴业药业公司黑心胶囊 查扣逾百万颗 调查局昨天在北中南同步搜索二十三家厂商，查扣黑心胶囊一百一十六万颗及十五公吨的伪中药粉末。 “行政院长”吴敦义向伪禁药宣战，调查局昨天动员外勤处站在北中南同步搜索二十三家厂商，查扣黑心胶囊一百一十六万颗及十五公吨的伪中药粉末，数量庞大，堪称历年之最。 据调查，被查扣的黑心胶囊一颗成本只一元，但涉案药商以每颗七元批给有机商店、健康食品店，商家再以每盒近两千元高价卖给消费者，暴利惊人，消费者每买一盒不仅被剥两层皮，连健康都赔进去。 台北市调查处查出，三合兴业药业公司假藉制作白果（俗称银杏）名义，对外贩卖保健胶囊，骗称服用后可治疗血液循环障碍，增强记忆力等功效。 这些所谓保健胶囊，里面添加银杏叶萃取物，服用会引发皮肤过敏、头疼、胃肠出血；如果是糖尿病及高血压病患，会导致肾功能衰竭；与抗血小板剂服用，还可能大量出血，孩童和孕妇尤其不宜。办案人员说，黑心药商害人不浅。 调查人员昨天报请检察官指挥搜索，查获来源可疑的纳豆酵素胶囊、纳豆菌软胶囊、白果锭、蓝莓素、叶黄素软胶囊、姬松茸软胶囊等伪药九十二万余颗，估计市价近千万。 云林县调查站也查出，初中毕业的张维明（四十四岁）涉嫌在斗南镇设置非法的大益中药制造工厂，检警、卫生单位查扣十五公吨伪中药粉，正在制药的工人慌张失措，大批黑色中药丸散置塑料盒内。 据调查，大益中药代工厂从2000年起，替中部地区的中医诊所、中药房代工磨粉，制作内容可疑的中药丸。办案人员怀疑这些不明中药流入合法中医诊所、中药房，甚至透过地下电台流布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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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格力空调为何开两张发票警惕商家向消费者转嫁保修费 警惕商家向消费者转嫁保修费 早报讯 近日，汪女士要搬新家了，可心里却不是很高兴。她担心自己买的新空调保修期有后顾之忧。于是来到西湖区工商局12315消费维权中心投诉。 去年年底，她在杭州西湖区文三路上的一家电器大卖场，购买了一台KFR-72LW1E1型格力空调，销售价5050元，商家承诺保修期按正常期限可延长一年。但在付款时，汪女士发现商家开具了两张发票，一张为4721元的空调销售发票，另一张为329元的“保费”发票。 汪女士来到消费维权中心投诉说，空调的实际销售价为4721元，经营者在未经消费者同意、隐瞒真相的情况下，另行收取“延保费”329 元，存在强制延保行为，实为欺骗消费者。 工商人员介入调解后表示，商家在经营活动中应守诚信，不应谎称免费延保，而实际为收费延保。该消费纠纷的过错明显在商家，责任也应由商家承担。 在工商人员的主持调解下，商家最终同意向消费者退还多收的“保费”329元，按承诺无条件延长保修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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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多名官员疑涉疫苗造假案被查 中国经济网报道4月2日报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经历频繁的人事变动。2010年3月29日，国家药监局发布通知，任命李国庆为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张培培为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同日，国家药监局任命张爱萍为国家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主任、刘渊为中心副主任。自去年11月25日国家药监局解聘金少鸿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常务副所长、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主任职务以来，国家药监局已经有16起人事任免，涉及食品安全监管司、药品安全监管司、稽查局、药监局办公室以及各直属中心等职能部门和机构。除部分是退休离任之外，大部分司局级、处级干部在过去几个月之内完成了变动。此外，也有一些变动并没有出现在公开的资料上。日前，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在江苏延申、河北福尔21.58万人份问题狂犬疫苗爆发的同时，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调研员卫良已被批捕了，具体案由是受贿。卫良涉案记者通过向多方求证得知，卫良是在去年12月份被中纪委双规的。一知情人士透露，“卫良刚下飞机，就被中纪委的人带走了。”另一消息人士表示，卫良被很快带到北京昌平区关押起来。卫良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09年12月。去年11月29日至12月19日，卫良赴德国参加“中国生物制品监督管理人力资源合作项目”的培训。该项目是默克雪兰诺公司与中国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合作项目，目的在于促进对中国生物制品的监督管理和监管人力资源的培养。春节过后不久，本报记者曾致电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新闻处，新闻处的人士称，如果案件未进入法院审判阶段，作为公诉人，检察院不会透露案件的具体进展。而4月1日据接近北京检察系统的人士表示：“卫良被批捕的罪名是受贿罪。”但他称具体额度不算太大，“不超过百万元。”国家药监局以及直属机构中生所所在地均为北京市西城区，按照属地原则，该案件应该由西城区检察院直接负责。但上述人士表示，这次不是西城区检察院经办，具体由谁负责还不太清楚。记者拨通国家药监局网页上公布的卫良座机，并无人接听。记者转而向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尹红章求证。尹红章表示：“不能透露有关情况，药监局对外发布信息需统一经过新闻发言人。”而国家药监局发言人颜江瑛则表示正在开会，不便接听电话。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的职责是组织拟订生物制品的国家标准及研究指导原则;承担生物制品的注册工作;承担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卫良作为该处调研员，级别相当于处长。有关卫良的资料介绍很少。记者从国家药监局网站了解到，在任职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之前，卫良曾在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司任职，出任助理调研员。北京一家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药品注册司和安全监管司这两个司基本上控制了制药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国内不论是研发产品还是仿制药品的生产，必须要获得药监局的生产批号，注册审批工作由注册司负责。制药企业每隔5年必须进行一次重新注册，也是归注册司管。当然，这只是一个例行审批。”同时该药企负责人告诉记者：“药品的质量控制也是由注册司来管理的。他们每年会组织飞行检查和临时抽检。安监司则对药品原料实施监督检查。”上述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谈起卫良时表示：“以前在安全监管司的时候，我们接触过一次，是关于委托加工审批的事情，当时他负责这一块。我印象不是很深了，只记得他大约四十岁上下。”余震未了药品注册司的权力极大，几乎掌握制药企业生杀大权，因此成为权力寻租的漩涡核心。2007年，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就因为在药品审批过程中受贿而被判处死缓。自郑筱萸一案以来，药品、食品的不良事件屡屡发生，药品、生物制品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监管挑战。国家药监局曾多次对疫苗、血液制品实施生产整顿，整肃产品质量安全。2007年广东佰易药业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被爆携有丙肝病毒，引发一轮专项整顿;2009年大连金港安迪造假，国家局又召开专项会议整治。另据记者了解，与卫良一起被双规的还有国家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繁忠，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等人员。但这未得到国家药监局和中检所的证实。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中检所确实有三人被抓了，这是去年12月初的事情。”而国家药监局下属单位的另一位人士则表示：“单位里有过交代，对于近期这些敏感话题不进行讨论。”据了解，祁自柏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病毒二室副主任，白坚石为血液制品室副主任，陈继廷为血液制品室检验人员。 生物制品主要包括疫苗、血液制剂、诊断用品、培养基等，其中直接和人体相关的只有疫苗和血液制品。考虑到牵扯其他人员，因此知情人士分析，卫良可能是涉及血液制品问题而被捕的。但记者咨询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一些主要医院，各医院均表示，自去年年底以来，无论公开或内部，均未接到过血液制品质量问题的通知通报。目前尚无法核实的消息则称，卫良可能还跟问题疫苗有关。2009年7月8日，卫良曾对江苏延申的甲流疫苗生产情况进行过视察。这也是近几年公开资料中，卫良唯一一次和制药企业产生联系。国家药监局是在2009年12月3日公布江苏延申狂犬疫苗存在质量问题的，而卫良被查的时间与此基本吻合，但无法建立二者联系。(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