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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多名官员疑涉疫苗造假案被查 中国经济网报道4月2日报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经历频繁的人事变动。2010年3月29日，国家药监局发布通知，任命李国庆为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主任，张培培为药品审评中心副主任;同日，国家药监局任命张爱萍为国家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主任、刘渊为中心副主任。自去年11月25日国家药监局解聘金少鸿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常务副所长、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主任职务以来，国家药监局已经有16起人事任免，涉及食品安全监管司、药品安全监管司、稽查局、药监局办公室以及各直属中心等职能部门和机构。除部分是退休离任之外，大部分司局级、处级干部在过去几个月之内完成了变动。此外，也有一些变动并没有出现在公开的资料上。日前，本报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在江苏延申、河北福尔21.58万人份问题狂犬疫苗爆发的同时，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调研员卫良已被批捕了，具体案由是受贿。卫良涉案记者通过向多方求证得知，卫良是在去年12月份被中纪委双规的。一知情人士透露，“卫良刚下飞机，就被中纪委的人带走了。”另一消息人士表示，卫良被很快带到北京昌平区关押起来。卫良最后一次露面是在2009年12月。去年11月29日至12月19日，卫良赴德国参加“中国生物制品监督管理人力资源合作项目”的培训。该项目是默克雪兰诺公司与中国医药国际交流中心的合作项目，目的在于促进对中国生物制品的监督管理和监管人力资源的培养。春节过后不久，本报记者曾致电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新闻处，新闻处的人士称，如果案件未进入法院审判阶段，作为公诉人，检察院不会透露案件的具体进展。而4月1日据接近北京检察系统的人士表示：“卫良被批捕的罪名是受贿罪。”但他称具体额度不算太大，“不超过百万元。”国家药监局以及直属机构中生所所在地均为北京市西城区，按照属地原则，该案件应该由西城区检察院直接负责。但上述人士表示，这次不是西城区检察院经办，具体由谁负责还不太清楚。记者拨通国家药监局网页上公布的卫良座机，并无人接听。记者转而向注册司生物制品处处长尹红章求证。尹红章表示：“不能透露有关情况，药监局对外发布信息需统一经过新闻发言人。”而国家药监局发言人颜江瑛则表示正在开会，不便接听电话。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的职责是组织拟订生物制品的国家标准及研究指导原则;承担生物制品的注册工作;承担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的指导和监督。卫良作为该处调研员，级别相当于处长。有关卫良的资料介绍很少。记者从国家药监局网站了解到，在任职药品注册司生物制品处之前，卫良曾在国家药监局药品安全监管司任职，出任助理调研员。北京一家制药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药品注册司和安全监管司这两个司基本上控制了制药企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国内不论是研发产品还是仿制药品的生产，必须要获得药监局的生产批号，注册审批工作由注册司负责。制药企业每隔5年必须进行一次重新注册，也是归注册司管。当然，这只是一个例行审批。”同时该药企负责人告诉记者：“药品的质量控制也是由注册司来管理的。他们每年会组织飞行检查和临时抽检。安监司则对药品原料实施监督检查。”上述企业负责人向记者谈起卫良时表示：“以前在安全监管司的时候，我们接触过一次，是关于委托加工审批的事情，当时他负责这一块。我印象不是很深了，只记得他大约四十岁上下。”余震未了药品注册司的权力极大，几乎掌握制药企业生杀大权，因此成为权力寻租的漩涡核心。2007年，药监局原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就因为在药品审批过程中受贿而被判处死缓。自郑筱萸一案以来，药品、食品的不良事件屡屡发生，药品、生物制品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监管挑战。国家药监局曾多次对疫苗、血液制品实施生产整顿，整肃产品质量安全。2007年广东佰易药业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被爆携有丙肝病毒，引发一轮专项整顿;2009年大连金港安迪造假，国家局又召开专项会议整治。另据记者了解，与卫良一起被双规的还有国家药监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繁忠，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祁自柏、白坚石、陈继廷等人员。但这未得到国家药监局和中检所的证实。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中检所确实有三人被抓了，这是去年12月初的事情。”而国家药监局下属单位的另一位人士则表示：“单位里有过交代，对于近期这些敏感话题不进行讨论。”据了解，祁自柏系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病毒二室副主任，白坚石为血液制品室副主任，陈继廷为血液制品室检验人员。 生物制品主要包括疫苗、血液制剂、诊断用品、培养基等，其中直接和人体相关的只有疫苗和血液制品。考虑到牵扯其他人员，因此知情人士分析，卫良可能是涉及血液制品问题而被捕的。但记者咨询了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一些主要医院，各医院均表示，自去年年底以来，无论公开或内部，均未接到过血液制品质量问题的通知通报。目前尚无法核实的消息则称，卫良可能还跟问题疫苗有关。2009年7月8日，卫良曾对江苏延申的甲流疫苗生产情况进行过视察。这也是近几年公开资料中，卫良唯一一次和制药企业产生联系。国家药监局是在2009年12月3日公布江苏延申狂犬疫苗存在质量问题的，而卫良被查的时间与此基本吻合，但无法建立二者联系。(本文来源：中国经济网 ) -
国网公司上千万台智能电表招标内幕 身处半导体行业，总会有意无意领略到不同行业的风采，近期国家电网1300万台智能电表轰轰烈烈的招标虽然暂时无法被最终用户老百姓关注，不过其中的游戏规则已经令智能电表的参与厂商叫苦不迭。大力发展智能电表本是利国利民之举，不过此次国家1300万智能电表特别是600万载波表的招标却令人无法读懂，据说国家电网为了保证智能电表的互联互通，此次招标特意指定了载波信号的中心频率，如果说为了互联互通强行指定载波芯片中心频率还可以牵强解释，因为指定载波芯片中心频率后便意味着已经指定载波芯片的提供商，没想到在次基础上国家电网在招标前又分别指定了已经入围五家载波芯片提供商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在招标前每家载波公司已经拥有了明确的招标数量。作为智能电表的核心芯片，一旦载波芯片被指定，对于智能电表厂商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要想进行投标，智能电表公司只能与某家或多家载波芯片公司合作，因为已经确定了招标市场份额，载波芯片公司在招标之前也便已经拥有了定价权，所谓的招标其实已经沦为智能电表公司价格的恶性竞争，智能电表招标尚未开展，整个招标已经被某些利益集团绑架。其实发生在此次智能电表指标过程中令人费解之处还不止载波芯片中心频率的制定，更备受争议的是智能电表安全芯片(ESAM，嵌入式安全模块)的垄断现象，北京融通高科去年5月份与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公司开始联合设计带有国密SM1算法的安全芯片，而同方、复旦微电子、大唐直到开始今年第一轮招标后才陆续获得授权，要想跟进智能电网推出相应安全芯片至少需要数月，而北京融通高科及作为载波芯片提供商的北京福星晓程与国网公司电科院的关系业界几乎无人不晓，可以说国网公司电科院这种既做运动员又做中标裁判员的做法在招标之前已经令招标本身没有公平可言。有了这样招标的游戏规则，各电表公司为了争取订单，就需要先花钱购买ESAM或者载波芯片自相残杀，等待资金消耗殆尽，最后期待国网开恩结清中标电表的资金。此外此次智能电表还有一个致命的问题便是国际电网公司并在招标书中并没有要求表厂提供服务费用，也就是说一旦电表拿回中标资金，很可能导致国网公司招标的电表无人服务的窘境，同时在招标过程中也很容易导致大小投标公司价格混乱的难题，小公司为了中标可能舍去后期服务费用以保证中标。国家电网大力发展智能电表，打造智能电网。本身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在国家级进行统一招标，能够保留技术实力强、制造能力强的企业，清理腐败，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 例如某些产品专营，指定产品等等，使得智能电网的核心通讯技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一些先进的通讯技术不能得到有效的试点和推广，利益集团通过利益寻租或者体制优势来控制市场。有能力投入研发的团队（例如广大新的载波芯片公司或者电表制造企业）无法获得市场从而不能推动技术的进步。在封闭、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技术讨论和开发、试点，将一切有竞争能力的团队关在大门外。这样的发展思路，不知道是否能够良性推动智能电表的发展？智能电表最终买单者是广大的电力用户（也就是老百姓），电力系统2月份是巨额亏损的。智能电表项目上得这么快，大的电表公司都对载波通讯有严重的质疑（第二轮招标过程中大公司的载波电表报价普遍偏高）。之前类似于某些区域市场载波公司绑架电表公司的行为（绑架的概念：电表公司并不认同载波公司的技术，但是由于电力系统指定，被迫购买）终于上升到国家电网级别，智能电表招标真的能够为消费者带来利益吗？（作者，老杳）附：一位业内人士对国家智能电表招标的不解此部分内容来自一位业内人士发给老杳的邮件，作为业内人士这位热心的朋友即使作为既得利益者依然为此次招标中出现的不公感到愤慨，老杳谈不上认同他的观点，发在这里供大家分享：老杳，你好，自2008年10月份国家电网就智能电表项目的发展提出规划，并指出载波技术是智能电网的核心发展技术以后，载波技术的发展在中国迎来了春天。国网智能电表第二轮招标，在涉及载波通讯的标段中，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备注了载波的中心频率。众所周知，目前不论是国家标准，还是电力部标准，由于目前国内并无得到多方认可的载波通讯技术，因此目前对载波的波段要求仅仅为500kHz以内。而目前国内的多家载波方案供应商的中心频率并不相同，一旦指定中心频率，事实上就已经是指定了所采购的载波芯片。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限制中心频率？2010年1月份，国网公司要求各省公司上报载波的中心频率，据称其目的是方便后续电表和采集器，集中器联调。 电表和集中器是分开招标的。而目前在各省公司，会出现各种电表混装的情况，例如：某个小区，它可能有大量的485电表，也会安装大量的载波电表，485电表通过采集器和集中器连接，载波电表则直接和集中器通讯。他们希望在同一个小区，采集器和电表使用同一个集中器。目前载波技术各家都不同，所以限制中心频点之后，就可以采取同一家载波芯片供应商的产品，这样在后续应用中互联互通将不成问题。也就是说，电力公司有这样一个误读：采取指定中心频点的载波芯片（或者说是同一家载波芯片供应商的载波芯片），后续就算是不同供应商制造的成品（电表，采集器，集中器），互相之间可以实现互联互通。指定中心频点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吗？指定中心频点只会限制投标厂家（不论是电表公司也好，采集器集中器设备公司也好）的选择范围，使得他们不能选择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产品。但是到最终产品质量是由他们来负责的。 如果是投标厂家来选择，他们一定不希望电力公司指定中心频点，而允许他们自由发挥。很多电表公司已经成立了自己的载波事业部，展开多种载波技术的研究。 而中心频点一指定，将意味着他们的投入打水漂。但是电力公司为什么要指定中心频点呢？ 目前这个问题可以得到3个方面的解释：l 如前所述，电力公司认为这样的话不同的生产厂家制造的电表或者通讯设备之间将实现互联互通l 电力公司打算自己制造载波芯片，选择的中心频点是规定的那几个频点l 电力公司的某些核心人员有私心，指定中心频点后可以实现利益分赃。目前看，由于是各省公司来指定中心频点，因此，如果是利益寻租行为，则利益寻租发生在各省公司。事实上在各省指定中心频点的过程中，不容易回避利益寻租的情况。从招标前各载波芯片公司和各省电力公司密切接触，并非同各大电表制造企业密切接触的事实就可以确知：载波公司公关的重点是电力公司而非电表制造企业。电力公司打算自己制造载波芯片，这个不是传闻而已经是事实。实际上国家电网公司所属中国电科院通信所已经高调宣布收购北京福星晓程公司。 晓程的芯片频点目前看也是多个省份的指定中心频点。电科院是本次智能电表的检测单位，通信所同时是这次载波测试的承担单位。 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个是事实而不是传闻。但是如果只是各省电力公司抑或国电公司的行为，并不能使得这个指定中 心频点直接推行。真正使得中心频点可以被指定的最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之前所叙述的：各省电力公司的领导认为，或者国电公司的领导，他们并非所有人都是利益获得者，他们都通过了或者说没有反对这个条款的原因，是他们都认为，对规定的地区指定了中心频点以后，该地区的所有电表或者通讯设备，就算不是同一家的产品，互相之间都可以互联互通。这个在智能电网推广的过程中，是殊为关键的。第二个问题：同一中心频点的载波芯片制造的不同厂家的设备之间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吗？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应该分为两个小的问题：同一中心频点，采取相同调制方式的载波芯片是一家供应商的产品吗？答案是否定的。不同的载波芯片公司，可以实现同一中心频点，相同的调制方式（例如BPSK）。举例：l 东软公司的产品，由于市场接受度高，因此出现了很多山寨版。这些山寨版有的和东软可以直接互联互通，有的则不能互联互通。l 同样采取BPSK技术，瑞斯康, Echelon等可以采取相同的载波频点，却生产的是不同的载波芯片。采取同一家载波芯片公司的不同厂家的设备之间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吗？答案继续是否定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东软的二代和三代芯片。他们工作在同一频点，相同的调制方式，但是由于组网方式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们之间都是不能互相通讯的。大凡学过通讯的都知道，OSI七层通讯协议，只有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一致的情况下，传输层或者路由层如果不一样，互相之间就已经不能通讯了。电表或者采集器，集中器中定义了路由层后的协议。 并未定义路由层。那么，各家设备如果采取不同的传输层和路由层，就算采取相同的频点和发射技术，互相之间怎么可能实现互联互通呢？目前, 东软和鼎兴的方案，他们因为本身没有自己的芯片，因此他们提供的包含到路由层的方案，各家并不会单独去发挥。而晓程提供的芯片，却有很多公司在这之上提供自己的路由方案。目前各家电表公司的载波电表的实现，大部分是直接购买载波的全套方案，不过是制造而已。也有个别的，会自行研究路由。但是采集器和集中器公司，很多都是会自己研究路由，因为其核心技术，很多就发生在这方面。有一些采取晓程芯片的采集器集中器公司，因为路由做得比晓程还好，因此采集器集中器做得比晓程还好，这个是事实。一旦在同一个小区，中标的电表公司和集中器公司如果不同，他们采取的载波芯片尽管一样，路由方案万一不同，则这些电表和集中器要互相通讯，可能性为零。目前在通讯所对载波电表的测试中，仅仅测试了载波电表和抄控器之间的通讯，并不测试路由等性能。 众所周之载波通讯如果没有自动路由，效率将大打折扣。 那么，目前受过检测的载波电表，用什么方法才能证明可以后续和未来通过检验的集中器进行通讯呢？特别是，有可能是很多家的集中器。除非所有载波厂家和所有集中器厂家采取的路由算法一致，才可能啊。第三个问题：要实现互联互通，载波公司和电表公司的合作应该是芯片级合作，还是模块级合作？谁能够对通讯的性能真正负责？目前载波公司和电表公司，通常采取芯片级的合作。但是，如果要实现电力公司的企图，那么，这种合作是芯片级的合适呢？还是模块级的？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 只有模块级的载波合作，不同供应商之间的电表，集中器才能互联互通。也就是说，电表公司，集中器公司，都必须采取同一方案的载波模块（涵盖物理层，数据链路层，传输层，网络层等），互相之间才能互联互通。当然是提供载波模块的公司，才能对通讯的性能真正负责。第四个问题：如果载波公司和电表公司之间的合作是载波模块级合作， 那么载波模块是否应该和采集器，集中器一起，独立招标？如果载波公司和电表公司之间的合作是载波模块级合作，那么电表公司将无需对表的通讯功能负责。 （也没有能力对通讯功能负责）。那么，是不是应该将载波模块从载波表中剥离才对呢？而且，目前的载波表的验收，是由表公司来对通讯整体负责。如果载波模块和采集器，集中器一起独立招标，是否可以更好地完成产品的服务呢？四方游戏规则在整个游戏中，有四方：电力公司，采集器以及集中器供应商，电表制造厂家，载波公司1）电力公司认为，集中器的供应商应该对整体通讯负责。问题是，你指定中心频点了。 集中器供应商也只能购买某家的载波芯片。一旦不通，如果是采集器和集中器的模式还好说。如果是电表和集中器不通，这个就麻烦大了。集中器公司可以埋怨电表公司。说他们有问题。电表公司也可以死不承认，说你自己集中器有问题。和我有什么相干。实际上，这个不通，确实有可能是集中器的问题，也可能是电表的问题，当然，也可能是载波方案的问题。是前两者都还好说，总还找得到中标的人，他们总还有钱在电力公司押着。 问题的焦点是，十之八九问题可能是出在载波方案上。而载波方案是你电力公司指定的。到时电力公司就算不稳定不成功，也得验收通过。因为自己指定了哈。所以，电力公司到最后一定是协调电表公司和集中器公司扯皮，到最后自己打自己巴掌，认定很成功，验收通过。2）集中器公司认为，电力公司指 定了载波芯片。他一定会努力完成数据的存储和转发，同时也努力地完成采集器和集中器之间的通讯（为了拿到自己的钱）。但是，他不能选择他最想要的载波芯片和路由方案，他还居然要考虑和他不认识的载波电表之间的互联互通，他心里相当不爽。自己的优势做不出来，成本要被载波公司切掉一大刀， 气愤啊。3）电表公司认为，集中器公司将 对整体通讯负责。所以不投标集中器就可以了:) 安全起见，也就不采用自己研发的载波芯片和路由方案了（客户都指定频点了）。反正载波不通，集中器公司去负责。 扯皮？ 电力公司指定的载波方案撒。 不管了。4）载波公司。载波公司是非常爽的。 在整个招标过程中，他们没有出现，他们不需要去向电力公司收钱，因为他们不参加招投标。他们既不参加电表，也不参加采集器，集中器的招投标。 他们也就出现在招标技术标准里面，把自己写进去就可以了。然后，不管电表厂家还是采集器集中器厂家有没有收到钱，有没有通过验收，载波公司是要先把钱收到口袋里面的。 至于联调的时候不通，反正不影响自己的收入啊（钱都已经收到了）。 那些电表公司和采集器集中器公司急得跳脚？这有什么关系。 反正电力公司那边打点到位就可以了。服务? 那是电表公司和采集器集中器公司的事情啊，我们只是提供了载波芯片嘛，对吧。载波公司唯一不爽的，是电力公司居然不把自己写进指定。要鬼子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事先悄悄秘密地把指定做完（这个又不是通过招投标完成的）。只有这种情况是不爽的：竞争对手已经把电力局搞定了，自己没有搞定。 那真是相当的不爽。如果我来选择自己的定位，我要么选择电力公司（可以收钱），要么选择载波公司(也可以收钱）。我绝对不选择电表公司或者采集器集中器公司。这后两者第一完全堕落为制造业，第二，还需要先给钱出去，而且还不少，然后还要慢慢等，把各位伺候好了，才可能收到自己的钱。最近流传电表行业的故事，是建议大家去做山寨版东软或者鼎兴。某小作坊已经把东软的破译了。 不论是物理层或者协议栈都OK。 而且还互联互通。做生意要做到这个份上，也是被国家电网公司逼的。有那么多新的载波技术不研究，非要去克隆， 这可不是被逼急了。结论：载波公司挣钱，电表公司买单？智能电表的商业模式是：电表，采集器，集中器独立招标。要供产品一段时间以后（最少要验收通过吧）， 才能分批结清货款。但是载波芯片通常要现款现货。目前在第二轮投标中，电表利润已经低到每个表只有几块钱人民币（百分之几的利润），而载波模块却有百分之几十的毛利。这样，就出现了每个单位电表电表公司毛利极低，资金压力非常大，但是还需要现款先购买载波模块，（大约占总成本20%-30%左右），并且还要承担后续服务的情况。不知道有哪些电表公司愿意这样来买单？国家电力公司有没有想过，这样的游戏规则是否公平？一位身处智能电表行业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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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墓地边鲜花涨价祭扫人无奈挨宰 “花篮55元，花束35元。”扫墓人一听价格，都吓了一跳：“怎么这么贵！” 邻近西山公墓，路边开始出现一个个贩卖黄白菊花的摊位。花篮、花束、散花、假花等扫墓花品摆放在一个上下三四层的架子上，摊位前还有一些装散花的铁皮桶。一切与往年没有什么区别，除了今年的祭奠鲜花价格悄然翻番。 摊主看到有车停在旁边，不等询问就主动报价。直径约15厘米的小小花篮上插着几枝艳丽的假花，地上铁皮桶里黄白菊花的花束看着也蔫头耷脑的，可价格却比去年贵了近20元。去年花束的价格不过20元钱，一个小花篮最低能“砍”到25元。 一路询问，路边贩卖菊花的摊点价格普遍比往年要贵，有的甚至比去年要翻一番。但对于扫墓者的疑问，摊主口径一致：“今年南方大旱，鲜花涨价了。再说您一年才来一回，也别在乎这点钱了。”摊主巧舌如簧，基本上前来询价的客人最终都会妥协，买上一些鲜花带走。 从海淀四季青桥赶来为母亲扫墓的李先生说，自己是坐公交车过来的，自带祭奠用品很不方便。而且他母亲生前非常喜欢鲜花，每年他来扫墓时都会给她带上一大束。今年他选了黄白菊花各一束，再加上一束康乃馨和一束小红雏菊，一共花了105元钱，这还是在摊主120元的要价上“砍”下来的。很多扫墓人被这猛涨的鲜花价格搞了个措手不及。虽知被宰，无奈下却也只能就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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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再诉广州财政局称格力被检举而落标 格力空调低价投标落选后告广州市财政局一案曾引发热议，甚至还闹上了广东省两会。昨日，继格力董事长董明珠与广州“财爷”张杰明在广东省两会上“各执一词”之后，案件在广州市中院二审开庭。一审：告错对象遭驳回在一审判决中，天河区法院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25条规定，复议机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市财政局的复议决定，没有改变番禺区财政局认定的主要事实和证据，其引用法条未对定性造成影响。因此，广州市财政局不应该是适格被告，遂驳回了格力的起诉。争议1格力是否告错对象？格力的代理律师认为，市财政局的复议决定认定其投标是无效投标行为，而番禺区财政局原投诉处理决定并未作此认定，因此，市财政局的复议决定改变了原投诉处理决定认定的主要事实，而且还增加援引了多条法律规定，改变了原投诉处理决定适用的法律依据。市财政局的代理律师反驳，番禺区财政局在驳回格力的投诉请求时已经明确认定，格力的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中，技术参数要求部分的“*”号条款。根据招标文件，只要未满足该条款，投标文件即无效。而市财政局在使用了番禺区财政局说法的前提下，增加引用了一些法律条文，并未对番禺区财政局的行政决定产生实质性影响。争议2番禺财局有否越权？随后，格力提出了番禺区财政局越权的观点。律师指出，本次采购项目是属于政府集中采购机构具体执行的，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隶属于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同级监督部门是广州市财政局，格力对广州市政府采购中心的质疑答复不满，而提出投诉，“同级”财政部门是广州市财政局。番禺区财政局应当将投诉案件移送给广州市财政局处理，而不能在没有法定依据的情况下越权进行监管。对此，市财政局回应称，政府采购法第55条规定接受投诉的是“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另外，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负责本级预算项目政府采购中的供应商投诉问题。而番禺中心医院空调的采购资金来自番禺财政局，理所当然应由番禺财政局受理投诉。庭审透露被他人检举而落标昨日庭审中，格力的律师直指广州市财政局维持番禺区财政局的决定是“害怕成为被告”。市财政局则辩称，市财政局在2009年4月22日是裁决撤销番禺区财政局的处理决定，并责令其重新作出行政认定的。2009年6月8日，番禺区财政局在政府采购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七人组成了评标核实小组，重新审核格力空调的投标文件。结果，六名专家认为格力的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要求。在此之前，格力的投标文件在资格符合性审查时没有被审查出来，才“侥幸”成为中标候选人。但被他人反映检举，监管部门查出后作了无效投标处理。本案将择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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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问题疫苗发布会仅10分钟 官商勾结问题被证实 昨日的新闻发布会后，记者堵住了主持会议的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波。 昨日的新闻发布会后，记者堵住了主持会议的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波。 中国青年报3月23日报道3月22日下午4时30分，山西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了为时半小时的新闻发布会，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巨宪华，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波通报了目前调查核实结果，记者自由提问时间仅约10分钟。 省疾控中心原主任收受疫苗销售商27万元购车 山西省问题疫苗的出现并不是今天，早在2007年，山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信息科原科长陈涛安就开始实名举报。目前社会舆论质问：“有名有姓有证据”，为何三年过去了，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分管卫生、司法工作的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副秘书长巨宪华通报说：“针对陈涛安同志举报和媒体报道的问题，2007年10月至12月，山西省纪检委曾组织调查组进行过调查核实，2008年11月，卫生部也组织专家组来我省就媒体反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并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部分批次疫苗进行抽检，结果合格。” 发布会透露，目前山西省紧急组织12名专家成立专家组，对15名患病儿童的病例进行逐一分析，并已责成有关市、县疾病控制机构进行现场调查，以进一步明确其病例是否与接种疫苗有关。 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发给每位记者一份《关于对媒体反映我省疫苗情况目前调查核实结果的通报》。关于公众极度关注的山西疫苗目前的安全状况通报中说：“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加强对疫苗的管理，特别是2008年以来，山西省各级卫生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疫苗购销、储存、运输、保管和使用的监管，确保全省的疫苗接种安全。” “我以负责任的态度告诉大家，”巨副秘书长说，“现在，我省的疫苗监管是严格的，疫苗质量是有保障的，广大人民群众可以放心地为孩子接种疫苗。” 巨副秘书长通报说，核查结果出来之后，将向社会公布；有关详细情况，政府将“邀请省外有关专家进行鉴定分析，并给大家做专门的介绍”。 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最早报道的疫苗“官商勾结”问题上，新闻发布会证实，山西省疾控中心原主任栗文元存在经济问题。 发布会通报，经山西省纪委组织调查，栗文元在负责与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合作进入山西疫苗市场时，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山西省疾控中心聘任华卫公司法人代表田建国为疾控中心生物制品配送中心主任，“违反了相关的人事管理规定”。 调查查明，华卫公司应交50万元风险抵押金，“栗文元曾违规将其中的27万元购买小轿车个人使用，调查组介入后已纠正。去年年底，他已不再担任省疾控中心主任职务，目前未发现栗文元的其他问题。” 同时，巨副秘书长还宣布：“涉及北京华卫公司与省疾控中心合作的有关问题将由相关部门调查处理。欢迎媒体和群众监督，若发现新的问题，省纪检部门将认真调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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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在南京非法集资900万元后潜逃福建厦门被抓 邀市民认购构树非法集资900万元，在南京骗钱后潜逃，前日在厦被抓商报讯（记者 吴泗海 通讯员 黄杰）住着豪宅，开着名车，名下有几家大公司。前天夜里，一家香港公司的董事长吴某被警方抓获，当晚就被押解回南京。据了解，吴某涉嫌在南京非法集资900余万元，被网上追逃。2月2日，嵩屿边防派出所民警从网上了解到，涉嫌在南京非法集资900余万元的男子吴某，其公司及其住处就在派出所辖区。当天，南京警方也赶到了厦门。2日晚上，通过布控伏击，在未来海岸某小区内，民警将吴某一举抓获。今年40岁左右的吴某是龙岩漳平人。来自警方的信息，吴某是香港农正（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这家公司有3家全资子公司，分别是位于厦门的农正天成（厦门）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位于漳平的农正天洲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和福建农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办公地点在海沧。厦门农正公司证实了吴某被抓的消息。但对于其他情况，记者试图与该公司的董事长助理赖德初联系，但对方的手机及座机一直无人接听。据警方介绍，自2007年3月份以来，吴某伙同他人在江苏南京市以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邀请市民入股认购构树。3年里，他们向南京市民杨某等80余人非法集资900余万元人民币，此后就消失了。去年12月底，南京市公安局接到杨某等人的报案后展开调查。今年1月底，当地警方立案侦查。2月2日，南京警方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将吴某上网追逃，并派人赶到厦门。吴某落网后，民警查证，吴某在厦门拥有两套房子、一辆尼桑轿车和一辆福特轿车。记者了解到，香港农正（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11月，注册资本为港币1.5亿元。该公司主要开发构树综合产业项目。一位熟悉这一行业的人士称，所谓的构树项目，就是自称可获得高额利润，借此吸引一些市民出钱入股来认购构树。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去年11月14日，香港农正（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还在漳平市八一酒店召开第二届股东大会。董事长吴某和总裁付某决定联合将个人名下股份对外转让合计500万股股权，股价统一为1.5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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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厦门日报曝光“黑中介”再行骗挨查 去年12月22日，本报第12版《家政公司变身“黑中介”》报道了安宝大厦一家“做佳信息”家政公司，无中介资质，只收中介费，不给找工作。近日，本报的热线968820又接到一名来自龙岩的陈先生的反映，他被这家“黑中介”骗了150元，不但讨要中介费无果，还被里面的人给打了。 近日，本报记者联合工商和劳动监察部门对这家“黑中介”进行了查处。 读者投诉 误信招聘广告 被骗走150元 据陈先生介绍，1月4日上午，他在一个公交站牌看到一个招聘渔政船员的小广告，里面说每个月工资在2500元到3500元左右，正在找工作的他心动了。陈先生拨通小广告上的电话，一个男子告诉他，坐车到吕厝站，然后到一家叫“做佳信息”的公司登记就可以了。4日下午，陈先生来到男子所说的公司，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开了一张没加盖公章的介绍信给他，说交150元中介费后拿着这张到宝达大厦2105室就可以了。陈先生没多想，就把钱给交了，随后去了宝达大厦2105室，一个自称是老板的男子叫他留下联系方式，过两天再联系他。 满怀希望的陈先生苦等了两天，始终没有接到消息。“是不是被骗了？”1月8日，他终于忍不住，到中介公司询问。收费的那个男子告诉他，找工作哪能那么快，回去再等几天。陈先生发现不对劲，要求退钱，不料被店里面的几个年轻人拉到里屋打了两个巴掌，还恶狠狠地威胁他：如果想闹事，就打死你。“我挨了两巴掌还算是轻的，还有一个年轻人可能说话比较冲，被打得全身是伤。”陈先生说。 联合查处 无中介资质 涉嫌招工诈骗 随后记者与市劳动监察大队和嘉莲工商所取得联系，相关领导立即部署人员，于20日上午采取联合行动。执法人员在“做佳信息”公司看到，里面除了三四张桌椅，唯一能证明这是家公司的是墙上一张注册家政服务的执照。执法人员向公司里面的四个“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后，一个“工作人员”立刻否认：我们只做家政服务，帮人家介绍保姆，其他的什么都没做。这时，一个年轻人气呼呼进门：都等了一个多月了，怎么还没消息，我要退钱。“工作人员”见执法人员在场，赶紧把年轻人拉出门口，“退钱当然没关系。”塞给年轻人100元，并示意他赶紧离开。 据现场的执法人员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第四十条：设立职业中介机构，应当依法办理行政许可。经许可的职业中介机构，应当向工商行政部门办理登记。未经依法许可和登记的机构，不得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这家公司注册的是家政公司，根本就没有中介资质，还涉嫌招工诈骗。工商和劳动部门将进一步调查。 部门提醒 求职要看资质 警惕“黑中介” 市劳动监察大队的相关人员提醒广大求职者，虽然求职心切，但一定不要“病急乱投医”。到中介找工作，首先要眼观六路，经过劳动部门审查通过正规中介机构的硬件要求：营业环境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0平方米，至少两台可联网电脑及传真机、打印机、34寸电视等设备各1台。像以上的公司只有几张桌子，大都是没经过审批的“黑中介”。 其次，正规的中介机构，墙上应该挂着劳动部门审批的《职业介绍许可证》，工作人员应该当持《职业介绍指导员职业资格证书》上岗，同时，求职者也可以到人力资源网，查中介机构的相关信息。最后，在交中介费时，一定记得索要加盖公章的相关证明。 文/图 本报记者 吴俊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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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金桥乳业总经理被抓因卖出五吨三聚氰胺奶粉 去年9月11日，三鹿问题奶粉事件被披露后，由此引发了席卷全国的“三聚氰胺”事件。一年之后的现在，陕西金桥乳业有限公司又被查出5.25吨问题奶粉，其中11袋275公斤奶粉三聚氰胺超标。令人吃惊的是，这些问题奶粉生产于“三聚氰胺”事件之前，但金桥乳业并没有销毁这些问题奶粉，一年过后，又重新包装，卖给广西一个厂家。所幸被及时发现，未流入市场造成危害。 5部门调查金桥乳业 昨日下午，省公安厅召开新闻通报会，联合农业厅、工商局、畜牧业局、质监局及全国视频安全整顿办公室披露：今年11月24日，接公安部通知，位于我省泾阳县的陕西金桥乳业有限公司，有一批销往广西的奶粉三聚氰胺严重超标，要求我省公安机关配合质检部门快速查清此案。 对此，省公安厅高度重视，立即向省政府领导汇报，并派人同省质检部门积极联系。11月26日，公安厅通知咸阳市公安局，要求抽调专人开展调查。11月29日，泾阳县公安局对省质检部门移送的金桥乳业总经理刘平等人涉嫌乳品质量违法犯罪案件进行立案。 12月2日，公安机关侦破了此案。对涉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嫌疑人刘平、苗文军、吕小强予以刑事拘留。 检测时将样品偷梁换柱 经查，2008年10月，位于泾阳县的陕西金桥乳业生产的“2008.5.16”批次4袋0.1吨和“2008.9.24”批次206袋5.15吨全脂淡奶粉（均为供乳品企业进行再加工或生产使用的工业用粉，每袋25公斤），分别于同年9月27日、10月8日送省质检所质检，两次检验均因三聚氰胺严重超标，结论为“三聚氰胺含量为11mg/kg，为不合格产品”。泾阳县质监局遂将这5.25吨奶粉予以封存。 对上述两批号不合格的全脂淡奶粉，该公司总经理刘平于2008年11月提出复检。在抽样前，刘平调换被封存奶粉位置，将自认为合格的产品放置在易抽检部位。2008年11月17日，泾阳县质监局抽样后将样品送西安市质检所检验，11月18日检验结论为合格产品。刘平将上述检验结论告知了该县质监局，该局答复予以解封销售。但刘平自知此两批号奶粉有问题不敢轻易销售，一直存放在库房中。 共275公斤严重超标 今年9月初，广西南宁越前食品添加剂公司（以下简称“越前公司”）要求刘平提供5吨全脂淡奶粉和5吨全脂奶粉。刘平因时间紧，库存不足，遂于9月4日、5日召集库房管理员苗文军和工人吕小强将210袋问题奶粉利用工人下班后的晚上，从库房搬至包装车间逐袋剔除结块、变色的奶粉，再添加少部分新生产的乳粉，换成新的黄色包装袋，更换出厂日期进行封口，共将这批问题奶粉重新包装成200袋全脂淡奶粉。连同2009年9月生产未经检验的5吨全脂奶粉（200袋，白色包装）一起套用2009年7月10日、7月15日、7月20日、7月25日四个生产批次打包，9月6日，由刘平负责联系车辆发往南宁越前公司。 今年11月初，广西越前公司电话告知刘平，10吨乳品中，5吨黄色包装的全脂淡奶粉被检出含有三聚氰胺，要求退货。11月7日，5吨问题奶粉被退回金桥公司。 在本次调查中再次经省质监局检测，刘平销往广西南宁越前食品添加剂公司的奶粉中有11袋275公斤三聚氰胺严重超标。由于查处及时，毒奶粉未流入社会。 涉嫌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据省公安厅副厅长许强介绍，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刘平作为企业负责人，熟知乳制品加工配方，明知三聚氰胺为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仍将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通过倒换包装、套用批次的方法予以销售，其性质十分恶劣。刘平、苗文军、吕小强主观故意、客观行为均符合《刑法》第144条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规定，涉嫌构成犯罪。12月8日，经泾阳县检察院批准，已对刘平、苗文军、吕小强实施逮捕。 金桥乳粉案件性质明确，案情基本清楚，属个别企业实施的刑事犯罪行为。由于其所售问题乳粉被及时查扣，因此未造成实际健康危害，也没有酿成涉及全局的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省公安厅等5部门希望通过媒体，将金桥乳粉案件公之于众，以示政府维护人民生命健康、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坚强决心。同时，警告那些违法犯罪分子，绝不要心存侥幸、执迷不悟，如果胆敢顶风作案，以身试法，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本报记者杨小刚程彬 “毒奶粉”这样改头换面 2008年10月，省质检所检出金桥乳业5.25吨全脂淡奶粉含有三聚氰胺，泾阳县质监局予以封存 2008年11月，金桥乳业提出复检申请，并将自认为合格的产品放在易抽检部位 2008年11月18日，西安市质检所检验，结论为合格产品 2009年9月初，广西南宁越前公司要求提供5吨全脂淡奶粉和5吨全脂奶粉 金桥乳业将5.25吨问题奶粉重新包装，销往广西 11月初，越前公司检出200袋全脂淡奶粉含有三聚氰胺，将其退回经省质监局再次检测，有11袋275公斤奶粉三聚氰胺超标 记者提问 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答：不排除生产环节出问题 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出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疑问，省公安厅副厅长许强逐一回答： 记：问题奶粉是5.25吨还是11袋275公斤？ 许：因为该公司生产的“2008.5.16”批次4袋0.1吨和“2008.9.24”批次206袋5.15吨，共计5.25吨全脂淡奶粉，被省质检所检出三聚氰胺，因此，这5.25吨奶粉均属问题奶粉。这些问题奶粉经倒换包装、套用批次的手法，被包装成200袋共5吨黄色包装的全脂淡奶粉。最后，质检部门在这200袋乳粉中，查出11袋三聚氰胺超标。 记：根据上述讲述，该公司生产的“2008.5.16”批次只有4袋0.1吨，调查组有没有查清该批次的奶粉是只生产了0.1吨，还是销售后只剩下0.1吨？ 许：3名犯罪嫌疑人虽已被批准逮捕，但相关调查工作仍在继续，至于这一问题，随着讯问的进一步深入以及调取该公司所有的生产记录，将会水落石出。 记：三聚氰胺人为添加，是在哪个环节出的问题？ 许：今年11月下旬，经对金桥乳业所辖养殖小区45个奶牛和51个饲养样品分两次抽检，对涉及农户的20个羊奶样品、10个饲养样品抽检，均未检出三聚氰胺。因此，奶源没有问题，所以，不排除是在生产环节中出的问题。本报记者杨小刚 律师说法 卖“毒奶粉”涉三宗罪 危害公共安全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西安律师高瑾认为，金桥乳业领导人涉嫌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直接责任人涉嫌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企业同时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她说，这三人明知三聚氰胺是化工产品、不能供人食用，以三聚氰胺和麦芽糊精为原料，配制出专供往原奶中添加、以提高原奶蛋白检测含量的混合物，危害了公共安全，应当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量刑。 陕西浩公律师事务所律师雒毅说，只要在奶粉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无论多少，均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处十年以上徒刑直至死刑。 两位律师认为该企业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按《刑法》相关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达到一定程度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单位构成上述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该条的规定处罚。本报记者王宜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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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再次揭露网购假货泛滥现象 成瘾者被毁容投诉无门 12月1日消息，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日前再次揭露了网购假货泛滥的现象，并讲述了一个网购成瘾者被假冒伪劣美容产品“毁容”的故事。 以下为央视《朝闻天下》报道文字实录： 主持人：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看民生与社会方面的消息。 现在随着网络购物等电子商务模式的推广普及，一大批稳定的消费群体也日渐形成。但是，有一些消费者在热衷于网购的同时，却像沉迷网络游戏一样对网购上了瘾。一些商家和假货就利用消费者的这种心理钻起了空子。这使不少消费者受到了侵害。 解说：参加工作没两年的公司职员李青自称每天上网10小时，网络购物是最大的兴趣， 李青：买了第一次之后就开始有点上瘾了，看到什么东西收藏起来，然后发工资了就去买。 解说：今年夏天，李青曾经一次买了十来件小背心，一天一种颜色轮流穿。 李青：第一是便宜，第二是方便，然后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觉得拆包裹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快感。比方说早上你在家里睡觉，平时如果是邻居敲门或者干嘛的，你会很生气。但是，你一听到是快递然后气就消了。光化妆品的话就买了大概两三千块钱。 解说：没想到，正是这些化妆品改变了美好的网购体验。 李青：买过第一次第二次之后，第三次第四次我就没有验过货，大概前几个月脸上就开始长痘痘了，然后我朋友说，她以前最漂亮了，不过你现在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属于是毁容期了。 解说：现在除了网购，李青业余时间要么是上医院看痘痘，要么就四处验证投诉。 李青：拿到专柜去验证说我们没有义务帮你验证，我不敢肯定你这个是真的，我也不敢肯定你这个是假的。 解说：记者陪同李青再次找到该品牌生产企业的美容顾问。 玫琳凯公司美容顾问：我看不出来，我也看不出来，我们从来不在网上买，我们都是上玫琳凯总部直接订购的。 记者：你们在网上开店吗? 玫琳凯公司美容顾问：不开。 解说：按照指引李青找到玫琳凯公司上海总部。 玫琳凯公司媒体关系经理周立羽：这是公司现在的正品，它是会有一个电子监管码的标签，这个产品它就没有。 记者：那你们有没有了解这些网店的店主都是什么人? 玫琳凯公司媒体关系经理周立羽：这个我们就不好做评价了。 记者：跟你们玫琳凯公司没有关系。 玫琳凯公司媒体关系经理周立羽：这种销售行为绝对不是玫琳凯公司认可的销售方式，我们作为厂家来说我们是非常同情的。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造成这样的困扰。其实对于玫琳凯品牌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害。 旁白：虽然李青留下了那几瓶化妆品请求鉴定，但几天后，玫琳凯公司回复，凭里所剩不多，无法鉴定。李青又想求助于工商质监部门。 李青：请问你是工商局吗? 工商局：是啊。 李青：我在网上买了假货，想问一下你这边哪里可以投诉。 工商局：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我们不受理，你要不跟淘宝网联系。 李青：就是你们这边没有人管的，我要跟淘宝网联系。 工商局：我们这边只受理个人与企业的。 解说：拨完工商局的12315，又拨质监局的12365。 李青：在你这边投诉可以吗? 质监局：发票有吗? 李青：没有发票，网上买的东西。 质监局：没有发票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受理。 解说：甭说没发票，李青手里甚至连送货单据都没留，只有和店主的几次聊天和交易记录。尽管网购导致自己陷入毁容期而且投诉无门，李青网购热情依旧不减。 李青：有时候人家一说要买什么东西，我就会说你去网上买吧，网上多好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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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光明集团董事长虚设百余公司转移十几亿资产被抓 冯永明是光明集团的创始人，曾任伊春市消防器材厂厂长、伊春光明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光明集团总裁。2007年5月，深交所曾对冯永明予以公开谴责，而原因是由于冯永明未将相关信息告知S*ST光明，导致后者信息披露严重滞后，引起股价异动。中国青年报11月3日报道 10月25日早上7时20分，离下班时间还有40分钟，门卫张师傅就开始准备下班了。一个月前的这一天，光明集团的掌门人、董事长冯永明就是从他掌控的这扇伸缩门走过，再也没有回来。据知情人透露，冯永明是9月25日晚乘车去往哈尔滨途中，在伊春收费站被当地警方抓捕的。随后，被警方拘留的，还有他30岁的女儿冯丽嘉。来自伊春市政府的消息说，截至光明集团老总冯永明被拘时，光明集团出现“几亿元债务和巨额亏损”，企业几近退市边缘，3000多名职工陷入面临下岗的境地。据了解，专案组初步查明，冯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冯永明和女儿冯丽嘉还涉嫌职务侵占罪。冯永明的大起大落光明集团董事长冯永明本人一度风光无限，2005年还以5亿元的身家上了胡润百富榜。1995年，光明集团被第50届国际统计大会中国组委会、国家统计局、中国科技进步评价中心授予“中国家具之王”称号，博得人们的广泛赞誉。光明集团旗下这些年繁殖的上百家公司，更让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冯永明，1953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1972年从哈尔滨职工轻工学院毕业后，在伊春市五营林业局木器厂做木工学徒。1979年，冯永明当上伊春市消防器材厂厂长。上世纪80年代初冯永明逐渐将这家濒临破产的小厂带出亏损困境，并新组建了家具生产车间。1985年，与香港合资办厂，把冯永明这个木匠出身的小人物推向了大舞台。短短十年间，冯永明迅速成长为一颗耀眼的经济、政治明星，他本人曾被任命过光明集团总裁兼党委书记、伊春市政协副主席、黑龙江省工商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家具协会副会长等职，荣获过省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从1992年开始连续三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张师傅的岗位算是光明集团的一个窗口，他说：“老冯大多数时间都在外地，很少回来。”可近半年来，老冯一反常态，能在公司“坐住板凳”了，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经常一待就是一天，有时到后半夜才回家。”光明集团一位高管说，长期以来，正是由于冯永明“不守摊儿”，致使光明集团处于管理“失控”和“混乱”状态。神秘的冯氏家族成员据知情人说，冯永明的女儿冯丽嘉曾经留学美国，实际是光明集团在美国分公司的老板。冯永明还有两个兄弟，他们分别在光明集团任要职。其中，其兄冯开明为大连日发光明家具有限公司、大连光明家具有限公司、大连保税区光明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知情人透露，大连保税区光明工贸有限公司的股东为大连春滨家具有限公司出资1875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71.4%。而大连春滨家具与大连春滨木业有限公司均为冯永明哥哥冯志明的公司。曾做过光明集团法律顾问的光明集团独立董事胡凤滨与冯永明打过十多年交道，冯永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征求他的意见。获知冯永明“出事”的消息，胡凤滨“并没感觉惊讶”，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是迟早的事，不过这一天来的还是早了些。”“为什么不抓经营、不抓管理，而是一门心思研究资产，我百思不解!”胡凤滨说，每次开会研究资产问题时，他都会提出上述问题。“可是老冯就像中了魔似的，沉迷其中。”“除女儿外，从目前的情况看，老冯的案子还没有牵扯更多的人。”胡凤滨说，“自始至终，老冯都在一个人忙乎这事，即便安排下属，也不交叉，全部是单线联系。”知情人透露，“操作这么大一件事，老冯很少在书面上留下只言片语，所有的事情都是他口头安排的。东挪西倒，设立百十家名头公司，不留痕迹将巨额十几亿元的资产转移出去，非常人所能办到。”胡凤滨介绍，冯永明后期很少与外界交流，也很少有应酬。他甚至在几年前就辞去了所有的社会职务，深居简出，把自己封闭起来研究“资本”，“偶尔给我打个电话，主题只有一个，就是让我给他有关资产的文字材料把把关，调动全公司的力量给各级政府写材料，申明光明的资产是他的。”争股权虚设上百家“名头公司”伊春市政府副秘书长白波在冯永明案新闻发布会上说，光明家具1995年被国家统计局等部门联合授予“中国家具之王”称号，1997年销售收入、利润总额创全国同行业最高纪录，光明家具一度成为伊春的名片，企业走向辉煌。“作为企业负责人，冯永明曾作出了突出贡献。”“应该说，当地政府给老冯留足了面子，直到他被捕。”胡凤滨说，冯永明与伊春市方面关于光明集团股份36.9%的股权争夺已延续十余年。“冯永明的‘智慧’充分展现在了私有化国有股权上。”按照伊春市委一位干部的说法，冯永明为将有效资产的控股权转变到个人控股公司名下，虚设了上百家公司，将优良的资产转移后，多次行文欲将空壳的光明集团“赠予”市政府。该干部说，“光明集团的资产经过老冯的腾挪后，负债率达到了百分之四五百!”而冯永明设立的上百家名头公司，其结构的复杂性“要一本书才能说清楚”。胡凤滨说，这种产权争议在国内并不少见，通常的结果不是企业家把政府买通，化公为私;就是合作破裂，政府将企业收回国有。“而老冯却是鸡飞蛋打。”胡凤滨说，冯永明悲剧的直接原因，是他与政府之间的股权问题没有分清楚。但客观说，他本人和有关部门都有责任。作为一个国企的高管和创始人，增量资产与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他的利益却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对企业家缺乏量化的激励机制，企业家自身又没有跟国家讨价还价的资格，缺乏畅通的产权沟通渠道、产权保护契约机制以及争议仲裁机制，也使改革开放30年以来很多原本优秀的企业家落马。“无条件赠予”政府控股权的背后10月23日上午8时，专案组的几台警车准时开进位于美华厂的光明集团总部。知情人说，专案组的人由公安、检察院、审计等多个部门人员组成。
